谈谈理论修养与历史研究[1]

中国史学家具有讲求德、才、学、识的优良传统，四者皆备，是史学家修养的最高境界。其中，“史德”是指对历史事实的忠实、对史学事业的忠诚，二者密不可分。“史学”，是指历史知识和相关知识的累积。“史才”，是指对历史知识驾驭的能力和历史撰述的能力以及文字表达的能力。“史识”，是指对具体史事、历史进程判断的能力和对史学这项事业、这门学问的理解能力。今天我们讲理论修养问题，主要同前贤所论史识直接相关，也同史德、史才、史学密不可分。

一、中国史学具有重视思想和理论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是较早对历史著作的内容、思想和表述进行评论的思想家，他在讲到事、文、义的内涵时，特别指出孔子最重视“义”[2]。孔子重视的“义”，是褒贬之“义”，是价值判断，而判断的标准是《周礼》。我们读《春秋》《论语》《礼记》等书，对此感受极深。显然，孔子时代的指导思想，是以《周礼》为依据的[3]。

孔子之后，大史学家司马迁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4]，所谓“心知其意”，也是强调思想的重要。司马迁在理论上的许多论断，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深厚修养，如他指出：

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5]

这是指出了事物变化的法则，以及这一法则背后的原因。又如，司马迁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6]

如果说，前面一条论断是指一般的历史进程的法则的话，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专指社会经济活动运行的法则。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我们从司马迁对《春秋》中关于“人”的评价，从他说明撰述《史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以及他考察社会历史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方法，都可以看到司马迁丰富的历史思想。同时，他在《史记》中多处讲到“时”“势”“理”“道”这些概念，也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色彩。

此后，唐代史家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7]，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述[8]：南宋史家郑樵关于“会通”思想的阐发[9]；元初史家马端临关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与“不相因”的见解[10]；明清之际史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的批判，顾炎武《亭林文集》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总结、分析，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对以往全部历史的判断和“势”与“理”关系的揭示，都具有丰富的理论含量。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学诚曾概括了中国古代史家阐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未尝离事而言理”[11]。认识了这一特点，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家的思想、理论自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12]

近代以来，梁启超倡导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指导历史研究，认为这是衡量“良史”的基本标准。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