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审美

——史书的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

一、史学也讲究审美吗

是的，史学也讲究审美。

《左传》评论《春秋》，说它“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成公十四年），就包含着明显的审美意识。

古希腊的唯物思想家卢奇安（又译作琉善，约125—约192年）在一篇题为《论撰史》的长文中，讲到了史学审美的一些原则，在史学批评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中有几条主要原则，一是“真实的美”，二是“秩序之美”，三是文字表述之美。

关于“真实的美”，他这样写道：

如果历史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的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1]

只有“华而实”才称得上“真实的美”。他认为，“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可见，卢奇安说的“真实的美”，是史学的“任务或目的”所决定、所要求的。

关于“秩序之美”，卢奇安认为：史学家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予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客观历史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史学家的艰巨任务，是首先使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达到“条理分明”的程度，然后才能写出“条理分明”的历史著作；这种著作如果属于上品的话，那就会给人以“秩序之美”的感受。当然，按照卢奇安的观点，“秩序之美”是建立在“真实的美”的基础上的。在历史撰述上，失去了真实，任何“秩序”都是徒劳的。

关于文字表述之美，卢奇安提出“平易流畅”的原则。他说：“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辞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这一段话，跟班彪评论《史记》中的几句话很相似：“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2]班彪约早于卢奇安120年。

卢奇安讲的真实之美和文字表达之美，在上引语中已包含了这两方面的思想；而《春秋》是讲例的，例就是“秩序之美”。可见中西古代史家在史学的审美意识上，是有很多极相似的地方的。

晚于卢奇安约300年，中国南朝刘勰在所著《文心雕龙》中写了《史传》篇，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讨论“史传”，文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史学审美思想。他评论：《春秋》“存亡幽隐，经文婉约”；《左传》“原始要终，创为传体”，“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史记》“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汉书》“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等等。《史传》篇的赞语说：“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这里讲到了体裁问题，讲到直书即真实的问题，讲到文辞问题，也讲到了史学的作用。这同卢奇安提出的真实之美、秩序之美和文字表述之美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卢奇安是散文讽刺家，刘勰是文学评论家，他们的史学审美思想在史学批评史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在《直书与曲笔》《采撰的得失》中，已经讨论过历史记载的直书和历史撰述的真实问题；这里要继续讨论的，是关于史书的秩序之美和文字表述之美。

二、史书的“秩序之美”和结构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