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审美

卢奇安所说的“秩序之美”，还只是史学批评上的原则和要求。在中国古代史家和史学批评家这里，所谓“秩序之美”，都获得了一些具体的形式和相应的理论上的含义。刘知幾在《史通·二体》篇中比较了编年体、纪传体的长短。他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各种史事，皆按时间先后编次，这是一种以时序为中心的“秩序之美”。刘知幾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这个概括，不如上文所引刘勰以“皇王”“侯伯”“政体”“年爵”对纪传体的概括，后者更明显地反映了各阶层人物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秩序之美”，这是纪传体之表现形式的核心。当然，刘知幾把历史看作由许多史事交织起来的复杂过程，他以“大端”“细事”“年爵”“遗漏”这些方面，说明纪传体在综合复杂史事上的优长，以肯定其错落有致的“秩序之美”。他的这一见解还是可取的。刘知幾还评论了编年、纪传二体的短处。这些短处，应是有关体裁本身所决定的，并非史家才能不及所致，所以刘知幾认为：“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中国古代史书在表现形式上反映出来的“秩序之美”，除了编年、纪传二体外，还有两种重要形式，一是典制体，二是纪事本末体。杜佑创制的典制体通史《通典》，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反映出历史（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的井然秩序。杜佑《通典》说：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3]

这个逻辑体系，从纵向上看，是把自传说中的黄帝直至唐代天宝之历代典章制度的创制沿革、得失损益的秩序之美反映出来；从横向上看，是通过对国家政权职能的一些基本设施的认识反映出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秩序之美”。当时人评论《通典》，说它“诞章闳议，错综古今”，“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就反映了它在这两个方面的特点。

南宋袁枢据《资治通鉴》内容，改成以事件为中心，因事而命篇，共厘为二百三十九事，略按时闻顺序编次，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这反映出所记每一个重大事件之始末原委、完整过程的“秩序之美”，同时也反映出所记这一个个重大事件之内在联系上的“秩序之美”，因此，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历史的双重“秩序”的结合。文学家、诗人杨万里序其书曰：“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这是称道它尽事之本末、说远而意近的“秩序之美”。

以上这几种主要体裁，分别反映出历史内容在时间序列上、人物阶层上、制度沿革上、事件原委上的各自的“秩序”。而如果从中国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就可以认为，它们又从很高的层次上反映出了中国历史进程中有关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制度等诸多方面所构成的综合的“秩序之美”。同这种外部形态上的“秩序之美”相结合，中国古代史书也讲求内部结构上的“秩序之美”。这种史书的内部结构，中国史学上习惯地称为体例。刘知幾《史通·序例》篇指出：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