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闳中肆外与史笔飞动

史文表述要达到美的要求，一是要明确这个要求的标准，二是要了解史家是怎样朝着这些要求去努力的。前者上文已经阐述，这里来阐述后者：闳中肆外和史笔飞动。闳中肆外，是关于史家对史事的积累与抒发的关系；史笔飞动，是关于史家对史事的“体验”与“重塑”的关系。

章学诚在评价明人归有光时写道：

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82]

这里，章学诚肯定了归有光在文章上的“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的朴实文风；但指出了他对古人提出的闳中肆外的作文境界并不了解。章学诚说的“古人”，是指唐代韩愈。韩愈作《进学解》，有“闳其中而肆其外”[83]之说，讲的是作文要求：内容充实、丰富，而文笔发挥尽致。章学诚在《文理》中发展了韩愈的这一思想，全篇阐说闳中肆外在各方面的要求，于文于史，都可以参考。

章学诚说：“言以声其心之所得。”这句话是抓住了闳中肆外的本质的。换句话说，只有心有所得，方可言之于声。他批评有些人学习司马迁的《史记》，只学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由于自己心中无所得，这样学习的结果，“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史记》写人物，写战争，写场面，都写得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司马迁熟悉历史人物，也有战争知识，对所写的一些历史场面作过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所谓“心之所得”。关于这一点，从“太史公曰”和《太史公自序》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章学诚说的要见到“古人深际”，就是这个意思。

按章学诚的意思，要做到闳中肆外，必须在几个方面下功夫。

立言之要，在于有物。章学诚说：“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又说：“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章学诚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但是他论“立言之要，在于有物”，认为不同地位、境遇的人，都逃脱不了“声之所以肖其心”的普遍法则，似乎已经包含着一点“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的朦胧的认识。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他才可能提出“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的命题，主张著书作文，一定要言之有物。如果“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那就是偕老之妇亦学杞梁之妻而悲号，朝堂大臣亦学屈原自沉汨罗而作楚怨，感把事情弄颠倒了。

学问为立言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这是讲学问跟文章的关系。章学诚认为：“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学问是文章的根本，文章是学问的发挥；没有学问，无以立言，没有文章，无以明道。学问是主要的，但也不能不讲文章，然而重视文章并不就是追求文辞。他说：“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可见，文章的提高，主要是在上述“功”、“要”、“益”、“方”几方面着力，文辞则是第二位的。只有闳其中，才能肆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