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闳中肆外与史笔飞动

不应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章学诚说：“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所谓规矩方圆，是指作文的一般原则，如上面讲到的“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学问为立言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即是。所谓心营意造，是指“摘记为书，标识为类”，它们本是后人“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只可自志，不可授受，“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他举例说：“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婚宴尔之人，必不信矣。”章学诚进而论到文章的“法度”，他说：“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因此，这种法度，对不知法度的人来说，不是不可作为参考的。但若把它视为秘诀，那就十分有害，“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总之，在章学诚看来，学文之事，在规矩方圆上应当学习前人的经验，但在具体做法上则不应为古人所拘，而要进行新的创造。

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在运动中发展的。历史撰述应当把这些运动表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所论甚为中肯。他强调要把历史写得“飞动”起来，才能感动人。他说：“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84]史笔“飞动”，尤适于记述大的历史场面，特别是大的战争场面。梁启超说的“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这正是史文表述在美学上的感染力量。一般来说，历史撰述只要表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或接近于真实的面貌，那么它就能给读者以警戒，以启迪，以智慧，以鼓舞。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同史文表述有密切的关系。

[1] 《尚书》译文，采自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9～190页。

[2]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3] 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十三·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9页。

[4]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5] 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选举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

[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7] 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8] 《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9]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10] 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1]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2] 《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