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徙戎论》的提出及其历史性错误

中国自秦汉起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其客观历史过程是复杂的，人们的历史认识过程也是复杂的。西晋时期，面对不断内迁的各族和复杂的民族矛盾，江统提出了《徙戎论》，可以看作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认识过程之复杂性的一个突出的实例。《徙戎论》多达2000余字，《晋书·江统传》全文收录，可见它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徙戎论》的主旨是强调“《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对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以来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作消极的评价，进而提出“徙戎”的主张。江统写道：

夫蛮夷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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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舃鹵，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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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徙戎论》的历史性错误主要有三条。第一，对春秋战国以来民族关系的历史作主观的、消极的以至错误的评价，认为夷、夏本不应有种种联系。因此批评汉光武帝对待羌族“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是错误的政策，又说曹操对待氐族“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是“权宜之计，一时一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第二，对“四夷”所持的偏见。这种偏见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但也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晋国魏绛和戎的主张和孔子对待夷族的态度，都批评了这种偏见。第三，是不承认民族关系的现状，并企图以强力来改变这种现状，甚至认为关中之地根本不应有戎狄容身之地。

江统的“徙戎”之论，在当时就遭到人们的批评，说这显然是“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后果是不难想象的。西晋统治者也没有采纳江统的建议。而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崛起而建立割据小朝廷时，时人又“服其深识”。其实，十六国及后来北魏的统一北方的历史，也并不是如同《徙戎论》的基调所演进的。关于这一点，隋唐时期人们的“天下一家”的观念，重视写多民族的历史便是明证。上引《隋书·经籍志》的论点和杜佑的论点都是对《徙戎论》的有力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