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徙戎论》的提出及其历史性错误

史家吴兢在记述唐太宗君臣在有关“安边”政策上的争论，说明《徙戎论》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即便是名臣魏徵，也受其影响。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主张：“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唐太宗同意此说。而魏徵表示反对，认为“尤不可处以河南也”。针对魏徵的反驳，温彦博阐述说：“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可见，在华、夷关系上，温彦博是坚定地反对“阻四夷之意”的。这时，魏徵便提出了晋武帝不用江统“徙戎”之言，是“前代覆车，殷鉴不远”。而温彦博则以“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的历史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正确。另一位大臣杜楚客支持魏徵的主张，认为“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这一次激烈辩论的结果，唐太宗“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157]。

尽管唐太宗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曾产生过“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158]，但他终究贯彻了比较稳妥的民族政策，在推进民族关系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但是，即使在唐代，人们在民族关系上，也存在不断认识的复杂过程。史载，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

（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159]

这个局面，跟南北朝时期南指北为“索虏”、北指南为“岛夷”的局面，是两幅格调迥然不同的历史图画！在民族关系新发展的历史事实面前，《徙戎论》的主张，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唐太宗晚年同大臣们讨论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时，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160]

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当然不会相信说他“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的颂词的真实性，而他自己所总结出来的五条历史经验，确乎符合或近于他的政治实践。特别是其中最后一条，即对于“中华”、“夷狄”的“爱之如一”，唐太宗把这一条看作是他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说明他对于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并不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反映，从他的修史诏书来看，这也是一种历史认识和文化心理的反映。

江统的《徙戎论》产生于两晋南北朝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初期，它的“徙戎”主张，在两晋时期没有可能去推行，在民族大融合取得了重大进展的隋唐时期，则更没有可能去推行。《徙戎论》作为一种关于夷、夏关系的历史观念，从江统撰文到唐太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大约350年左右，它的历史性错误终于被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