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于我个人的读史经历而言，有重大意义。我少年时多读鲁迅、柏杨杂文，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持一种反传统的浅薄启蒙主义立场。直至年岁渐长，对国史了解渐深，此时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将自己的历史观扭转过来。

钱先生的历史观，总而言之，可以总结为他在《国史大纲·引论》提出的几句话：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者，应该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应该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有此历史观之国民渐多，国家乃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我对国史之情感与看法，受钱先生这一史观影响颇深。但有意思的是，我的历史关注点放在宋代，这几年也写过不少鼓吹大宋文明成就的文章；而钱先生对于宋朝体制的评价却是极低，他认为，若从政治制度上来看，宋朝是最没有建树的一个时代，不但毫无建树，而且比之唐朝还倒退了几步。

史学界与民间讲史者关于宋朝的“积弱积贫”评价，最早便出自钱穆先生著作：《国史大纲》“两宋之部”的第一个标题便是“贫弱的新中央”，题目下分述“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亦称：“（宋王朝）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经钱先生肇始，“积弱积贫”已成大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宋朝形象。

钱先生又认为，“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因为汉唐时属于宰相的几项职权都被分割出去，比如军权划给枢密院，财权划给三司，而“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钱先生还认为，宋朝的台谏权出现了退化，因为“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坦率地说，我对钱先生关于宋朝政制的这几点评判，都无法同意——不是因为我对天水一朝情有独钟，而是揆之史实，钱先生之说真的言过其实了。

先来看看宋朝是否“积弱”之问题。平心而论，宋朝的军事力量与战场表现虽不如汉唐强盛之时那般令人瞩目，但也谈不上“积弱”。试想一下，赵宋立国之初，中原尚未统一，割据政权林立，如果宋朝军事力量很弱，它又是如何统一中原的？

◎宋　《瑞应图》中的宋朝君臣

再看南宋后期，有人统计过：“蒙古军团征服中亚霸主西辽、**平花剌子模帝国，都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驯服斡罗斯联盟，灭木剌夷国、黑衣大食，都是用了不足五年的时间；灭西夏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捣毁大金帝国用了二十几年时间。”那征服南宋用了多少时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南宋能坚持这么长时段的抵御，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宋朝的悲剧是碰上北方草原民族最强盛之时，它们此时已不是汉唐时的部落文明，而是有了国家建制，动员能力与技术水平都远远强于以前。而且，中国在残唐时失去了长城防线与西北养马地，导致宋朝立国之后，骑兵的力量比较薄弱，又无法靠天险御敌。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才是硬道理。可以说，宋朝的军事防线与进攻力量因为这先天不足的原因，给我们的印象，便显得有点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