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所谓的“积贫”。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宋朝非但谈不上“积贫”，而且财富之多，堪称历朝之冠。不管是从政府的岁入总量、国家的铸币数量（货币量往往意味着市场经济规模的大小与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入程度）、国民收入水平，还是从国家财税的结构（是以实物税为主，还是以货币税为主；是以农业税为主，还是以非农业税为主）、城市化的程度、海外贸易的发达与否等角度来看，学者通过研究估算出来的数据，均显示宋代经济水平处于中国历史最高峰。

网络上流传过好几个关于宋朝GDP的版本，从占世界50%至占80%，当然都是胡说八道，估计是某位通俗历史写手信口胡扯出来的，而许多网友则以讹传讹。不过，也有严肃的历史学者在研究宋朝的GDP。尽管他们估算出来的具体数据或有争议，但都是基于史料，不算离谱。我这里可以提供三位学者关于宋朝GDP的统计：

一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光临先生，据他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2.88两的，要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

二是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团队，曾系统测算和研究了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与公共财政，结果发现，“北宋中国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到1300年左右（元朝）已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前后（明朝）被英国超过”。

三是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也认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至于钱先生说宋朝宰相的军权被枢密院分割、财权被三司分割，倒是属实。不过，请注意，北宋元丰改制之后，三司便撤销了，财权又收归宰相之下的户部；宰相与枢密院分掌国政、军政的体制尽管延续至宋末，但这一权力分割只是就承平时期而言，战时，按宋朝惯例，宰相可兼辖枢密院，或者枢密院要向宰相报告工作。更重要的是，宋代宰执团队的权力远比汉唐宰相稳定，汉唐的宰相法定权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皇帝近臣、宦官、外戚、后妃）侵占，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则几乎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南宋可是出现了一大串相权的，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可见宋朝宰相制度的问题，并不是相权被分割了，而是相权太大了。

宋人强调，君主不可侵夺宰相之职权，用朱熹的话来说，君主与宰相“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若侵占政府之职，则将受到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君主当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不过从宋真宗朝开始，宋代出现了君权象征化的趋势，并渐渐形成了君主“统而不治”的惯例。在传统君主制下，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制诏。宋朝的诏书虽然名义上皆出自君主，但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钱穆先生所称宋代“相权低落、君权提升”，是不合史实的。

宋朝的台谏制度也绝非如钱先生所言：“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两宋之世，“人主以为是，台谏、给舍以为非；人主以为可，台谏、给舍以为不可”的情形，并不比其他朝代少见，甚至在台谏压力下，君主不得不修改诏书，如仁宗朝初期，因皇帝年幼，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刘后的姻亲钱惟演“图入相”，监察御史鞠咏极力反对，说“惟演憸险，今若遂以为相，必大失天下望”。钱惟演仍不死心，鞠咏便跟谏官刘随说：“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意思是说，如果太后真的任命钱惟演为宰相，那咱们就将除拜宰相的诏书（白麻）当廷撕毁。惟演闻之，只好灰溜溜走了。

不过，宋朝台谏官确实也将太多精力放在“纠绳宰相”上，以致有时候出现谏垣与政府势同水火的局面。但这应该放在“君权象征化”的背景下来看待。正因为君权象征化，执政权操于宰执之手，才需要强化台谏对于宰执的独立性与制衡之权，否则，整个权力结构便会失衡。而从南宋屡屡出现权相权揽朝纲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宋朝宰相受到的制衡还远远不够。

钱穆先生是我敬仰的大家。2015年，我借参加常州大学组织的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之机，又到无锡瞻仰了钱穆故居，在钱先生的塑像前恭恭敬敬三鞠躬。但作为钱先生的追随者与尊崇者，作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不能不说钱先生对于宋朝心存偏见。这一偏见很可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关注国运的焦虑情绪的投射。记得宋史研究大家邓小南说过，（大意）百年前，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的屈辱，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复兴有强烈愿望，因而也更喜欢汉唐的盛世，憧憬盛世的时代，而宋朝却满足不了他们的这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