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戏”中的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并没有什么“包公戏”。“包公戏”是在元朝才兴起的，至晚清时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明传奇、话本、拟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新编戏剧、电视剧、电影。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错把冯京当马凉”的笑话了。换言之，数百年来，“包公案”误导了无数看戏的愚氓、市民、文人、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有必要来澄清被“包公戏”遮蔽的司法传统。

“那厮你怎么不跪”

在所有的“包公戏”中（包括今人拍摄的《包青天》电视剧），都不约而同地这么表现包公审案的情景：诉讼两造被带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个过程都一直跪着。比如元杂剧《包待制智勘**》讲述，王庆等人被带到开封府审问，众人跪下，王庆不跪，包公喝道：“王庆，兀那厮你怎么不跪？”王庆说：“我无罪过。”包公说：“你无罪过，来俺这开封府里做甚么？”王庆说：“我跪下便了也。”遂下跪。

跪礼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贱、屈辱之意。“跪讼”的细节，当然可以理解为官府对于平民尊严的有意的摧折。有论者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这一制度的设定，是为了“使涉讼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但是，宋代的司法是不是出现了要求讼者下跪的制度呢？或者说，一名宋朝平民如果被包拯传唤到公庭审讯，是不是就必须下跪叩首呢？

我曾经检索多种宋朝文献考据过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不管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司法文献，还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代官箴书，均找不到任何关于诉讼人必须跪着受审的记录。

倒是《折狱龟鉴》“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折狱龟鉴》“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这几起民讼案例不难发现，当宋朝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那么“站着听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

据官箴书《州县提纲》介绍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知宋朝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

朱熹当地方官时，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作“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