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勰在诗歌生成论上总结出“感”这种心理活动后,中国古代的诗论对“感”的解释和运用就越来越自觉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

“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

“凡所为文,多因感激。”(元稹:《进诗状》)

“感物造端,发为人文。”(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三五)

“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

“天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于中,而后感触应之外。”(李梦阳:《梅月先生诗集序》)

在这些论述中,“感”作为中国诗歌创作论的主体审美心理活动概念,获得了发展与完善。“感”成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谈一谈刘勰所说的“物”。一般论者把“感物吟志”中的“物”理解为“外物”,有的则把“物”看成是绝对理念。这恐怕不太符合刘勰的原意。我的体会是,刘勰所说的“物”是诗人的对象物,当然它最初的瞬间是“外物”,但旋即转为诗人眼中、心中之物。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辩论中,朱光潜先生提出了“物甲”与“物乙”的概念。所谓“物甲”是指事物的本然的存在,纯粹是“外物”,这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的客观形态,“物甲”是科学家的对象,是科学的对象物,但它不是诗人的对象物。诗人的对象物是“物乙”,“物乙”就是诗人眼中、心中之事物,是外物与人的主观条件结合的成果。[3]刘勰在《诠赋》篇说“物以情观”,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刘勰所讲的“物”,是经过情感观照过的“物”,是“物乙”。郑板桥有所谓“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的说法。“物乙”是“胸中之竹”,这是经过诗人的感情初步过滤了的“物”,它已经不是事物的“物理境”,而是事物的“心理场”。原因是诗人与“物”所建立的是审美关系,在审美关系中,物已不是本然的存在,而是感情世界中的存在。我们解读“感物吟志”中的“物”是“物乙”,实际上是把“物”理解为作品的“题材”,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生活是外在于诗人的,而“题材”是内在于诗人的,外在的“物甲”只有内化为诗人情感世界中的“物乙”时,才能化为诗人的“情性”,而诗的“志”不是直接从外在的“物甲”中来,而是从诗人的“情性”中来,“物乙”则已融化于“情性”中了。因此这个“物乙”不但有情感的附着,而且是个性化的,用刘勰的话来说是“随性适分”的,随着个性的不同而不同。你眼中、心中之“竹”,跟我心中之“竹”,虽然都作为同一对象物存在,但所见到、所想到的“竹”则可以是不一样的。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里的“菊”、“东篱”、“南山”,是物,但并非外在于诗人之“物甲”,是他感情世界中的“物乙”,而且这是陶渊明的个人世界中之“物乙”。换言之,这里的“菊”、“东篱”、“南山”都属于陶渊明个人,而与他人无涉。

第三,“吟”的意思,就是“吟咏”,即抑扬顿挫地吟诵。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中涉及“吟”字的,除“感物吟志”这句外,还有十处:

“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原道》)

“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辨骚》)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神思》)

“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情采》)

“吟咏所发,志惟深远。”(《物色》)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风骨》)

“仲宣登楼云:‘锺仪幽而楚奏,庄舃显而越吟’”(《丽辞》)

“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物色》)

“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乐府》)

“讴吟坰野,金石云陛。”(《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