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就有学者发表文章说:“从今天看来,刘勰的这些说法,的确有许多糊涂观念在里面。首先,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并不是‘自然之道’的直接表现。文学确实反映了自然的道理或规律,但这种反映必须经由人类的头脑,必须通过艺术的形象,也就是说,它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现实在人类头脑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映的产物,是意识形态,属于社会的精神现象。因此,像刘勰那样,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自然现象混同起来论述,就难免不流于荒诞不经……充满神秘色彩的唯心主义的说教。”[2]前辈学者祖保泉教授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和教学,贡献甚多。仅就他1993年出版的70万字的宏著《文心雕龙解说》而言,其注释、其解说,全面细致,功力深厚,多有创见,给后辈学人很大的启发。但对我们的父辈学者来说,他们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唯心主义批判,“唯物”就是“进步”,“唯心”就是“反动”,这种思想深入骨髓。这样,就把唯物认识论(其实那是对唯物认识论带有许多偏颇)看成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对所研究的对象,处处都要把它们放到“唯心”、“唯物”那个天平上去衡量,从而把复杂的学术问题公式化和简单化,丧失掉学术研究应有的品格。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祖保泉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有时(我仅说“有时”)不免也陷入那种“唯物”和“唯心”,“进步”与“反动”的旧套子中去。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有时就用旧套子套新事物。这些似乎是多余的话,但我认为不多余,所以不得不先说,并把这段有关历史语境的话,摆在这里,意在说明我与前辈学者商讨问题时,也在检查和审视自己。我这里要商兑的,就是鲁迅的关于刘勰的“道”、“汗漫”而“不可审理”的批评和祖先生对刘勰“原道”的理解。祖先生在《文心雕龙解说》一书中,在引用了鲁迅的上述质疑后,也给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