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各篇中,并非为“情”而谈“情”。他的谈论是有针对性和现实感的。

刘勰对于文学(包括文章)的观点,认为情与辞这两者是根本。刘勰在《情采》篇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性情。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2]“情经”和“辞纬”编织成文,但情与辞孰轻孰重呢?刘勰认为,情重于辞。所以他又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採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这就是刘勰对当时的文坛发出来的声音。刘勰首先把“诗人”与“辞人”对立起来,把诗经的“什篇”同汉以来的“赋颂”对立起来,进一步就把“为情者”与“为文者”对立起来,并批判“为文者”“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其作品“**丽而烦滥;同时表彰“为情者”作品“风雅”,是“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这是刘勰对汉代辞赋兴起之后的一种评价,很明显,他固守的是《诗经》作者的“志思蓄愤”的传统,并以此传统作为参照系来批评汉代辞赋之作。“后之作者”以后的文字,则是针对齐梁时期文学创作而说的,话说得很重,“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表现出刘勰对其身处的文坛一味**靡风气之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