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选本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的独特样式，选本本身以及序跋均体现了选家的文学观念。萧统的《文选》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选集，引起了汉学家的注意。例如，范佐伦曾指出，萧统的《文选》较早尝试以文类为系统对文学进行分类，是中国文学史上继《诗经》之后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集，影响了数代人对六朝文学的认识。“《文选》及其序言，体现了萧统本质上的传统主义的文学观与诗学观。”[131]另外两位美国汉学家，康达维与余宝琳则对萧统的文学观进行了更为周衍的探讨。

康达维翻译《文选》，并撰写了序言介绍这部文集及编者萧统，其中对萧统的文学观有所论及。康氏说，从《文选》的编辑本身及其“序言”中可以窥得萧统的文学观念。萧统所谓的“文”通常指的是“文章”或“纹理”，他说：“式观原始……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显然，萧统是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文”的。在此，他的观点类似于刘勰《文心雕龙》首篇中的观点。但是萧统在《文选》序言中多次强调，“其所谓的‘文’不是玄学或宇宙论意义上的‘文’，而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文’”[132]。故此，萧统提到了“骚人之文”，以及“三言八字之文”的诗歌形式。此外，他还用一些同义词来指《文选》中具体的作品类型，如“篇章”“篇翰”“篇什”“篇藻”。康氏认为：“所有这些术语都可大致翻译为‘纯文学’（belles-lettres），近乎表达出一种纯文学的观念。”[133]萧统在解释缘何未收入几类重要著作时，这种纯文学观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他说战国和汉初的“纵横论”是“事异篇章”，故不收；将“纪事之史”和“系年之书”与“篇翰”相比，同样能见出它们“亦已不同”。史书中所载的“赞”“论”“序”“述”等，因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所以虽然出自历史学家之手，但是它们也可以集于“篇什”内。很显然，萧统是将文学技巧作为选文的决定性因素。他摒弃哲学著作，因为“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总，不以能文为本”，而史学著作中的“赞”“论”等文体凸显出的品质就是“翰藻”。此外，萧统还认识到愉悦性是文学的重要功能，如他将读者在诸多文体中所发现的乐趣比作观赏乐器和锦绣时所获得的享受。[134]

在文学发展观问题上，康达维指出，萧统同刘勰一样，也承认文学的自然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会变得更为华美与繁复。他说：“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才而增华，变其本加厉；物既有成，文亦宜然。”但是，萧统也有不同于刘勰的地方，即未曾将诸种文体的起源统统追溯到儒家经典。[135]即便他将“赋”追溯到《诗经》的“六义”，但也认为“赋”在发展中获得了新的品质与独立性。最后，康达维总结说，毫无疑问，萧统对文学的见解是碎片化的，关心的是选文以及编辑文集的实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