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从本质上说也是人的一种哲学活动,是一种诗意哲学活动。在谈论文学问题的时候,借用哲学里面一些密切相关的概念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就是要以语言艺术地传达出作家诗人的体验。体验的情感性、流动性、微妙性、个体性和复杂性等,都使作家诗人感到“语言的痛苦”,于是“言不尽意”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这样,言、象、意问题必然是文论关注的问题之一。陆机、刘勰是把哲理转化为文论的先锋。

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分割与联系不容易说清楚。现代现象学文论转而从作品的层次来分析作品的构成,被认为是具有专业性的分析(详见下文)。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华古代文论中文学作品层次论更是历史悠久,其思想至今仍给我们不少启示。

(一)言、意、象:从哲学命题转向文学命题

最近的一些学人把《周易》《庄子》和魏晋玄学所论的言、象、意的关系,直接运用于文学作品的层次分析,引起一些哲学研究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与文学问题无涉。他们的不满是有道理的。古代文论研究工作中的确缺少了一个步骤,那就是研究言、象、意问题如何从哲学命题转化为文学问题。

言、象与意的关系问题,乃是语言、思维和对象问题,是典型的哲学问题。在儒家学人那里,是圣人如何运用“言”与“象”讨论幽深问题的存在。《周易·系辞上》写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赜”,幽深、深奥的意思,所谓“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28]。圣人为了探索天地万物幽深变化的规律,不得不用形容的办法,这样就产生了“象”。这“象”就是一种语言,用以说明天地幽深变化的规律。“象”这种语言一方面可以“微显阐幽”,可另一方面又“言不尽意”(《周易》)。“言”“象”都有无法克服的弱点。不难看出,儒家的“言象”观是为了解释天地万物的变化,的确与文学无关。

道家的“言意”观念则完全是为了接近“道”。这些论述集中在《庄子》上面。庄子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29]这“意之所随者”是什么呢?就是“道”。“道”是“物之初”,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是不可用语言传达出来的。在庄子的“道”的观念中,“言”的功能很有限,它只能接触到事物的表皮。《庄子·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言语可以说明“物之粗”,“意”可以体会到“物之精”,而已经超越了“精粗”的“道”,则是“言”“意”都无能为力的。由此可见,庄子反复说明的“言不尽意”“不可言传”,意思就是“言不尽道”。“道”这个恍惚、飘渺、空灵的东西,是语言无法传达的。那么怎样才可以得“道”呢?庄子提出了一个思想,他指出:“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30] “筌”是捕鱼工具,捕获了鱼,就要“忘”了“筌”;“蹄”是捕捉兔的工具,捕获了兔,就应“忘”了“蹄”。同样的道理,“言”是获得“意”(这里指“道”)的工具,若获得了“意”,那么就应该“忘”言。“忘”在这里是十分重要,“忘”,一方面不是全部删除,只是“忘”而已,“筌”“蹄”“言”仍然在;另一方面则要“忘”,那“鱼”那“兔”那“意”,才能作为纯粹的存在,也才有意义。这个思想看起来很怪,但却是深刻的。正是这一思想对中华古代文学作品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说到底,庄子所言,的确也还在哲学范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