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真实不真实,是不能孤立起来看的,一定要从整体的内在联系中来看。就像大观园里的这个田庄,之所以遭到了贾宝玉的批评,是因为在这个充满朱楼画栋的富丽堂皇的贵族园林里,置一田庄,峭然孤出,是不真实的。真实的田庄是“天然”的、与别的事物有整体联系的,远应邻村,近应负郭,背山山有脉,临水水有源,高有隐寺之塔,下有通市之桥,这样的田庄,才是“天然图画”。

无论中外,文学叙事的生命和魅力都是艺术真实。中国古代文学叙事的艺术真实性虽然也达到很高的程度,但是我们都知道,文学叙事的最大特点之一是虚构。如冯梦龙说:“事赝而理真。”李贽说:“《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16]又说:“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然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17]冯梦龙说的“赝”,李贽说的“假”,也就是虚构,若小说不虚构,都要实有其事,那么也就不是文学叙事,不是小说了。虚构是文学叙事的常规,不必多讲。问题在于文学叙事既然是虚构的,那么又如何来理解文学叙事的真实性?文学叙事作者应通过怎样的艺术加工才会达到真实?中国古代叙事学提供出了什么有价值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看法是最值得重视的。鲁迅曾这样评价《红楼梦》: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18]

那么,曹雪芹是如何达到“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呢?难道曹雪芹真是什么“实录其事”吗?曹雪芹说他的叙事是“贾雨村言”,又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实际上就是说他所叙述的人物、故事是虚构的。但他之所以能让人感到“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原因就在他所假借石头所说的:

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19]

不实录其事,大胆进行艺术虚构,但“取其事体情理”,这就是曹雪芹的文学叙事的“真实观”。世间的事物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并且有一事物就会有一事物的运动轨迹,与另一事物的运动轨迹不同,这就是事体之“理”,所以艺术真实的第一要求是“合理”,不合理,就意味着不能追踪蹑迹而失之穿凿。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常借人物之口来说明他的这个“理”,如贾母“掰谎”,就是指出过去一些叙事作品情节因不“合理”而失去真实性,她说:“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作为大户人家的老祖宗,贾母对于世族大家的各种生活规律十分了解,所以她对那些古代平庸言情戏文和小说中小姐**情节模式的不真实,提出了批评,她批评的标准就是事体的“理”。这实际上反映了曹雪芹的看法。他的《红楼梦》从某种角度看,也是言情小说,但在情节模式上完全摆脱了旧言情作品的不合理的套路,而按生活应有的模式来写。

曹雪芹关于合乎事体的“理”的另一解释,就是要充分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那一节中,贾政要试试贾宝玉的才能,带着一群门客和贾宝玉进大观园,为各处新建筑题匾额对联。曹雪芹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