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在制度上的改革，即将进入一个高-潮，思想大于制度，制度大于手段，因此制度上的改革，他要从思想上开始做起。另外，感谢蜉蝣特、suyouan、王王海三位朋友的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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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战败，羽林初立，神策式微，崔胤束手，长安的局势，在一片安宁祥和之中，悄然为李曜掌握。
今年的春闱进士，不出所料的由亲近河东的诸大世家垄断，至于状元、榜眼、探花等究竟花落谁家，却并非李曜关心之事。然而既然冯道参加了此次春闱，那李曜自然毫无疑问地顺便做了一次“状元师”。
“状元师”最近月余颇为繁忙，除了指挥河中军在军事上全面占领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在政治上接受鄜坊、泾原的归顺附属，在人事上安排本期贡举以及一批官员职务调整之外，他居然非常不务正业地召集在关中的大批名流大家，在长安游山玩水，置酒谈学。
李曜做事，从来目的明确，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此番“关中大谈学”，名士汇聚，学家满座，如果只是吟诗作赋，李曜哪有这种闲情逸致？他召集众人来此，且全资赞助所有活动，显然有其目的。他定下了调子：此次谈学，主要谈韩愈与柳宗元二位大家。
李曜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首在儒家。但儒家传到后世逐渐扭曲则是不争的事实，当西洋崛起，东方衰落，各种抨击儒家的思想争相出现，又将整个儒家妖魔化。到我朝建立，领袖一念偏激，一场大闹下来，孔庙推翻不说，连带中华传统的诸多美德、诸多信仰也丧失殆尽，最终使拜权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神州，世风日下之后，才有不少学人反思：为何我们竟是如此忘本，丢掉了最为宝贵的文化传承？
生命的意义在于延续，但延续的精髓其实不是血统，而是学统，是文化、文明。日本人瞧不起现代的中国，认为现代中国并非中华，然后却傲然以小中华自居，此等情状，还不能令人深思么？
李曜召集这许多文人学士于一堂，讨论韩愈、柳宗元，正是为了实施他的一个计划：引导还未太过变质的儒家思想，走向更正确的方向。
后人反观明清治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为宗，而八家又以韩愈、柳宗元为前驱，这已是公论，李曜自然知晓。韩愈、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新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作家，二人在文学观点上非常接近，都主张改革六朝以来唯美主义的浮靡文风、文体，代之以真挚、充实和通畅、新顈的散文，并且创作出一系列说理真切、感情奔放、语言凝炼活泼的脍炙人口的佳文，在文学史上树立起两座礼碑。
韩与柳个人之间的友谊也相当深厚，平日常有诗文来往，在新古文运动中互相关怀、鼓励和支持；及至柳宗元遭眨，韩愈仍给以深切的同情，柳在卒前将子女托付于韩愈照顾，韩愈在柳死后写祭文，撰墓志，以深情浓墨赞美柳的文章和为人，谓其文学辞章必传之于后世，“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可谓真知柳宗元者。后世常并称韩柳，不唯以其同时同志，且以其友谊笃实不渝也。
但李曜命这些学家讨论韩柳，却并非要讨论他二人的文学成就。韩柳二人不仅仅是文学家，亦身兼政治家和思想家，二人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时常发生分歧和争论，有时相当对立，只是他采取“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不因此而影响到友谊罢了。
在政治上，韩愈反对永贞革新，竭力维护已成之法；柳宗元参预永贞革新，并因此而遭眨谪。在哲学上韩愈相信天命鬼神，柳宗元则着《天说》批驳天命论。尤其是，他们对于佛教的态度截然相反，韩愈激烈排佛，柳宗元则爱好佛教，各执己意，互相指责。在李曜以后世治学的角度看来，韩愈的反佛与柳完元的崇佛诚然与他们不同的阅历和学历有关，但都不是孤立的个人爱好问题，而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儒释道三教斗争与融合的一种表现，透露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