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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巨川嘿嘿一笑：“掌控长安，先要掌控神策；掌控神策，先要掌控宦官。明公若有胜兵驻扎同华，如此兵威之下，找几个听话的宦官，想是不难。”
李曜不置可否，却道：“某闻官家最近心情焦虑，动辄迁怒身边的宫女宦官，可有此事？”
李巨川不知李曜为何忽然转过话头，但也只能回答：“有所耳闻，不知其详。”
“如此说来，宦官们对于官家最近的情绪，怕是颇有些不满……对此，你可曾留意？”李曜又问。
“这个……”李巨川微微迟疑：“若说宦官对官家的不满，说句诛心的话，那是早已有之。今上自登大宝，一直信重南衙，慎防北司，神策二军(左右)皆生怨气，而后便发生了杨复恭之事，如此，枢密使及左右中尉对官家如何能有爱戴？”
李曜微微点头。李晔在原先的历史中，死后被称为昭宗，根据谥法来说，容仪恭美曰昭，昭德有劳曰昭，圣闻周达曰昭，显然昭宗的昭字，是褒谥，溢美之词。但在李曜看来，李晔是大唐实际上的亡国-之君，虽然单从个人能力和理想上来说，对比他之前的几个皇帝，还算是个明君。
李晔的施政特点，除了重道抑佛之外，最出名的就是对宦官专政和藩镇割据等问题采取积极应对，朝政上以宰相为重，因为李晔的施政方法和武宗的会昌之政有很大相似之处，因而史书称李晔有会昌遗风。但是会昌之政之所以在武宗时期能取得很大成效则是因为晚唐和唐未局势的不同。晚唐时期大唐中央政权不管是从气数、时局、实力上都要远远优于唐未。因而会昌之政在晚唐时期可以获得施展和取得成效，而唐未时期大唐中央政权从气数、时局、实力上都已陷入崩溃，因而李晔的这种政策不但没能挽救大唐的灭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唐的崩溃。
比如藩镇割据问题：武宗时期平定藩镇的战役中大多是利用藩镇打藩镇，并且最终获利的是以武宗为首的中央政权，而和武宗联合藩镇们除了要帮武宗白打工外还要帮武宗买单。李晔一开始也是抱着利用藩镇打藩镇的思想，但是因为时局的溃烂，往往都会变成藩镇们利用李晔排斥异己，最后得利的也是和李晔联合的藩镇，而李晔这个皇帝则是帮藩镇们白打工加买单。
武宗时期重用以李德裕为首的宰相班底也连带提高了中书省的权力，宦官北司的权力也相应被削弱。而李晔时期的宰相们，好一点的都被害死了，剩下的庸相们加在一起再乘以二恐怕也顶不上半个李德裕——准确的说自会昌之后大唐再也未出过真正意义上的名相。大唐自黄巢之乱后宦官权力也一度达到鼎峰，虽然迅速衰落，但同时南衙也一并衰落，相对来说以朝臣为首的南衙和中书省也无力抗衡北司。因此以宰相为重的政策在李晔当政时期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再如李曜刚才动问的宦官问题。大唐在黄巢之乱前，皇帝对于宦官集团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位的皇帝能力还算不错的话，一般都不会被宦官控制，也能执掌朝政，地方藩镇的实力也不能对中央政权构成致命危胁，宦官也未完全掌控朝政大权，这也为削宦创造了可能，但在大中时宣宗对会昌之政进行全面清算，也连带废除了武宗的削宦政策时，大唐就已经丧失了最后一次削宦良机。并且黄巢之乱后大唐与宦官集团已连为一体，两者互相依存，宦官需要靠着大唐这面旗帜继续享受荣华富贵，而大唐则要依靠宦官手中的权力——神策军——苟延残喘。所以李晔的削宦行动也只是加速大唐灭亡而己。
不过总的来说，李曜虽然对李晔的施政方法不敢苟同，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同情他，毕竟李晔即位时，大唐基本上已经是无药可救，就算李晔施政得当也只是能让大唐多苟延残喘一些年而已。甚至偶尔李曜会想，如果自己当初穿越成了李晔，又是不是有能力将大唐挽救回来。答案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