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写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①。马克思试图将我们从“彼岸世界”带回“此岸世界”,即人的现实生活。霍加特在延续着马克思矢志不渝的事业，将“彼岸世界”的文化带回到“此岸世界”的文化，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作为“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加特，并没有陷入对文化本身的研究，而是深入探讨文化的用途和功能，帮助人们回到文化的“此岸世界”。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霍加特以实践的过程去看待文化。他认为精英式的文化一味强调文化本身的意义是无谓的，只有加入人的活动，文化才不会成为僵化的、无生气的产物。

霍加特认为文化与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即日常生活化的文化与文化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化的文化将文化从抽象化、规定化的宏大模式走向日常生活世界微观形态的文化，把文化作为生活化的文化符号。而文化化的日常生活在于文化具有“赋予”的意义，日常生活通过文化生活、文化实践获得意义和价值，表明日常生活并非平淡无奇，日常生活同样充满了文化和艺术，并且人们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诉说着自己向往和追求的某一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同样可以通过文化实践得到进一步的彰显。霍加特将文化还原为社会实践，在社会变迁与文化的互动中，揭示文化发展的社会逻辑和社会功能。

首先，文化的生成是对具体现实生活的客观联系。霍加特以20世纪20—30年代工人阶级的生活为材料，深入观察客观的现实世界，从内部真实的世界出发，挖掘文化与社会的关联。在对文化概念的考察中，他避开对文化面面俱到的定义，而转向真实世界的琐碎小事。他采用了经验归纳的民族志研究，而非抽象概念的自身演绎和空洞的文字游戏，力图用深入生活的观察探讨文化的本源。

其次，文化具有社会价值功能。一直以来，“文本中心论”在英国传统文化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细读派。他们提倡作品内部地深入分析，但忽略了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霍加特认为，虽然文学会采用丰富的修辞手法，但是它扮演和探讨了最贴近人类生活的本质。文化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同人类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一样，存在于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世界中。

再次，人的丰富性体现了文化的丰富性。霍加特将“普通的”生活列入文化研究思考的范围，使文化呈现丰富性和多样性。他倡导文化的积极意义，即将文化视为人的实践活动，注重文化的参与性。但是，传统理论者往往沉迷于追求乏味而空洞的理论，对生动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不屑一顾。霍加特意识到来自人民生活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推动文化从原先单一、孤立的状况朝向丰富、多样的态势发展。

最后，注重文化价值标示的作用。霍加特认为通往文化之途是多元的。这就意味着文化价值具有多元性。然而，霍加特并不认为文化的多元价值与文化评价的合理性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虽然不同文化、不同个体、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的价值理念，但是在这些不同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可被人们相互理解的共通东西。他认为文化价值中存在客观的价值，反对相对主义文化的价值中立，批判一切判断都是相对的、主观的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