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花，视而不见，

我耳鸣，听而不闻；

我的汗好像甘霖，

我浑身抖颤；

我的脸比草还青，

我觉得我与死亡接近。

朗吉弩斯对萨福如此高超地选择最适当的本质成分，使之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崇高风格，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她召唤了灵魂、肉体、听觉、视觉、舌头、脸色，仿佛这一切都离开了她，从而不得不使人击节称赏。她感受到彼此矛盾的感觉，她发冷，发热，思想不清，如痴如狂，因为她生怕自己接近了死亡。她要表现的不是单一种感情，而是许多感情的结合体，实质上萨福这里写出了男女之间情爱的典型形象。尽管朗吉弩斯未曾明确使用相类似的概念，但在他下述的评论中是蕴含着这种观点的：“所有钟情的男女都显出这些征候，而萨福的卓越的优点，我曾说过，在于她独能选择最动人的地方，而使之组成一个整体。”[54]其他如荷马也同样如此。

朗吉弩斯进而指出，优异的结构甚至可以弥补作者崇高品赋方面的不足：

许多散文家和诗人，虽则没有崇高的品赋，甚至绝无雄伟的才华，而且多半使用一般的通俗的词儿，而这些词儿也没有什么不平凡的意义，可是单凭文章的结构和字句的调和，便产生尊严、卓越、不同凡响的形象。[55]

例如，以模仿修昔底德的风格见长的西西里历史家斐利斯托斯（前435—前356年）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就是这样。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之所以是诗人，“与其说靠他的思想，毋宁是靠他的结构方法”[56]。他的悲剧著作《疯狂的赫拉克勒斯》中，有些诗行是极其通俗的，但是因为塑造得合乎比例，便显得崇高，表明风格对人格可以起到积极的反作用。此外，由于使用音律得当，就足以达到稳定的壮丽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