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书与兵制

讲武习艺与儒雅风流,向来被中国人奉为两大生存准则,体现于制度史,就是“文武之道”。所谓的军事制度与军事行为,是创立政权与护卫国家的重要保证,古人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是文治与武功的对举,其实从历代兵制、兵略与兵法所体现的思想来看,军事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素讲“王道”与“霸道”,王道乐土,寓和平之声,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霸道则含征伐之意,即“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说苑·指武》)。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军事文化与思想,又恰恰是“杂王霸之道”的产物,残酷的战争行为往往与仁义礼治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成特有的用兵思想。如《六韬》论用兵之道,即首在得人心,次在政治攻心,再次在用兵谋略。《尉缭子》议武以为“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吴子兵法》也是并举“内修文德,外治武功”。这些都是历代兵书所倡“圣人”用兵的道理。

图2-7-1 孙武像

在浩瀚的历史文献典籍中,军事文化主要记载于两类著述:一是史书,班固著《汉书》立《艺文志》,其中有《兵书略》,收兵书目录53家790篇,分述兵家“权谋”、“形势”、“阴阳”、 “技巧”四类,继此,历代史书的《兵志》,均收录和记载了历朝的军事文献和思想。二是兵书,清人编《四库全书》“兵家类”收录历代主要兵书20种:《握奇经》(旧题风后撰)、《六韬》(旧题周吕望撰)、《孙子》(孙武撰)、《吴子》(吴起撰)、《司马法》(旧题齐司马穰苴撰)、《尉缭子》(周尉缭撰)、《黄石公三略》(旧题下邳神人撰)、《三略直解》(明刘寅撰)、《黄石公素书》(旧题宋张南英注)、《李卫公问对》(唐李世民问、李靖对)、《太白阴经》(唐李筌撰)、《武经总要》(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编)、《虎钤经》(宋许洞撰)、《何博士备论》(宋何去非撰)、《守城录》(宋陈规、汤璹撰)、《武编》(明唐顺之编)、《阵纪》(明何良臣撰)、《江南经略》(明郑若曾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明戚继光撰)。此外尚有如明末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清人记述施琅攻占台湾战略战术的《靖海纪事》、魏源的《圣武记》与《道光洋艘征抚记》、丁拱辰的《演炮图说》等,都是记录古代军事思想与战争方略的重要文献。宋元时代武举考试,“七书”为必读必考,分别是上列诸书中的《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和《李卫公问对》。而从这些相关文献中,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完整的设兵制度、丰富的治兵方略与精彩的用兵法术。

兵制是为保证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军队战斗力充分发挥而制定的有关军事力量的组织、管理、训练、储备、征募等法规。考察我国古代军队的起源,昔人有“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杜佑《通典·兵一》)的说法,即追溯兵起于上古的五帝时期。先秦时代,夏、商、周三代兵事,从出土兵器可观一些迹象,不过制度化的文献记载,则至周朝始大略详备。据《周礼》六官治事,以“夏官”司马用兵,兵源、兵用记录较详。《通典·叙兵》依《周礼》所记总述周代兵制说:

甲兵之用,其来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赋,夏官司马掌军戎,天子六军(据《周礼》记载,每军12500人)、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春蒐(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讲武习艺,无阙于时。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凭弱犯寡则损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凌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凌政则社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此禁暴靖民之大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