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北风云

得东北者，得天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侵略中国的总方针。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本国策，并公开发表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征服满蒙侵略中国”。

同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奏了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折》。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田中奏折》清晰地勾画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大陆扩张政策”的总路线图。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按其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既定方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当天夜里10时左右，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湖）方向走去。河本末守从侧面观察东北军北大营兵营，找寻一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而后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点火。10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日本关东军一手炮制了“柳条湖”事件，却在事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按照既定的军事部署，派兵攻打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挑起侵略战火。蒋介石曾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受“不准抵抗”命令的束缚，不予还击，被动挨打，伤亡很大，忍痛撤离营地。次日上午10时，日军占领沈阳城。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悲愤交加的东北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北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抗日队伍。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纷纷拿起武器，跃马持枪，杀上战场。这里有三五十人结成的零散队伍，也有六七个人搭帮的“绿林好汉”。他们没有组建军队的经验，只是一心抗日，便像土匪那样给自己的队伍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号。例如，廉品一的部队称号“阎王”、祁明山给自己的部队起名“明山”，还有一些部队的称号是“老来好”、“老来红”、“石中洋”、“助国”、“好友”……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以黑金河金矿经理宋竹梅为首，由广大穷苦老百姓组织起来的“红枪会”。他们用锄头、铁锹、镰刀等一些随手就可以拿到的武器，凭着朴素的民族感情，用封建迷信的办法，吃符、念咒，高呼口号，奋勇杀敌。

东北人民纷纷拿起刀枪，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先后出现的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与入侵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身影，几乎遍及全东北境内，人数最多时曾达50多万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并且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伪造民意、树立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符合东北实际情况，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策略方针，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为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这一决定，意味着东北的反日游击队组织将向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方向发展，标志着抗日武装的统一化、正规化、序列化的开始和游击战争的新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