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感情的组成／它与对神灵的敬仰无关／它的各种特征／信仰之所以力量强大是因为采取了宗教形式／各种例子／民众所崇拜的神灵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它们复活的新形式／无神论的宗教形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观念的重要性／宗教改革、圣巴多罗买大屠杀、恐怖时期和各种类似的事件是群体宗教感情的结果，而不是独处的个人的意愿

我们已经说过，群体不懂得推理，他们不是全盘接受，就是一概反对，不能忍受讨论和矛盾；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完全瓦解他们的理解力，有可能很快就变成行动。我们也曾指出，受到恰当暗示的群体，可以随时为了暗示给他们的理想而赴汤蹈火。我们还看到，他们只拥有强烈和极端的感情，以至于在他们身上，同情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厌恶一旦产生，就会变成仇恨。这些一般性的描述已经可以让人感觉到群体的信念是什么样的了。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察群体的信念，包括信仰狂热时期和政治大动**时期的信念，比如说上世纪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信念有着特别的形式，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宗教感情”这个词更好地形容它了。

这种感情的特点非常简单：崇拜心目中的崇高者，害怕他身上所谓的神奇力量，盲目地服从命令，缺乏分析这些信条的能力，只想着传播它们。所有不接受这些信条的人都有可能被当作敌人。对于看不见的上帝，对于石头或木头的偶像，对于一个英雄或是某种政治主张，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感情。当群体表现出上述特点时，说明其宗教本质依然如故。超自然的东西和神奇因素在它身上同样强烈。群体不知不觉地让政治信条和当时引起他们狂热崇拜的得胜的首领拥有了神奇力量。

如果只是崇拜一种神明，这还算不上虔诚；只有当他们倾其所有精神资源、服从意愿和热情想象，为某种事业或某个个人效劳，并将其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目标和指南，这才叫做虔诚。

褊狭和盲从必然伴随着宗教感情。认为自己拥有现世和来世之幸福秘密的人，必然如此。所有结群的个人，不管受到什么信念的激励，都具有这两个特点。恐怖时期的雅各宾党人跟宗教裁判所时期的天主教徒同样虔诚，他们残酷的热情如出一辙。

群体的笃信具有宗教感情固有的特点：盲目服从，极其褊狭，渴望传播。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所有信仰都具有某种宗教形式。群体所拥戴的英雄，在他们心里俨然就是一个神。拿破仑就当了十五年这样的神，从来没有哪个神有比他更虔诚的崇拜者，也没有一个人能如此轻易地让人为自己战死沙场。异教和基督教的神都没能像他那样，对被征服者有那么强的控制力。

创造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都懂得如何让群体产生这种狂热的感情。这种感情能让人在崇拜与服从中得到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而牺牲。每个时代都如此。费斯泰尔·德·库朗热[33]在他关于罗马的高卢人的杰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罗马帝国之所以能维持其统治，绝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它激起的虔诚敬仰，“一个被民众仇恨的政体能持续五个世纪，”他不无道理地说，“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帝国只有三十个军团，却能让一亿人服从它，这是解释不通的”。民众之所以服从，是因为皇帝代表着罗马的辉煌与伟大，像神一样受到全体人民的敬仰。在帝国的任何一个小镇，皇帝都有祭坛。“在那个时期，整个帝国的民众，心中都有一种新的宗教，大家都把皇帝本人奉若神明。基督时代的好多年前，高卢地区的六十个城镇都给奥古斯都修建了神殿，跟里昂附近的那座一样……神甫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由高卢城市会议选出……这一切靠恐怖和奴役是绝对做不到的。不可能所有的民族都受到奴役，且长达三个世纪。崇拜君主的不是朝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包括整个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今天，大部分统治者都没有祭坛，但有塑像或画像。人们对他们的崇拜与过去并无二致。只有深入了解群体心理学的这一基本点，才能弄懂一点历史的哲学。对群体来说，必须有个神，否则什么都谈不上。

不应该认为这是另一个时代的迷信，已被理智所彻底铲除。感情在与理智的长期搏斗中从来没有输过。现在，群体不想再听到“神”、“宗教”这些词，它被这些东西奴役了很久很久。但一百多年来，人们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偶像，旧神明从来没有过那么多雕像和祭坛。最近研究过所谓“布朗热主义”的大众运动的人会发现，群体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村中的客栈，没有一家不挂着英雄的画像。人们认为他能消除一切不平等和一切罪恶。成千上万的人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他的人格能勉强配得上他的名声，他在历史上还有什么地位不能占有？

所以，老是说群体需要某种宗教，这纯粹是废话和套话。因为对群体来说，所有的政治、神学和社会信仰，只有具有宗教形式，才能在他们心中确立。宗教形式可以使这些信仰免于讨论。无神论之所以能被群体接受，是因为它具有宗教感情的那种褊狭狂。拥有了这种外在形式，它很快就会成为被崇拜的对象。实证主义小宗派的演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那个虚无主义者（思想深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34]讲过这个故事）所遭遇的，他们很快也会遇到：被理智之光照亮的那一天，他打破了装饰教堂祭坛的神像和圣人画像，灭了蜡烛，然后又不失时机地用某些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比如说毕希纳[35]和莫勒斯霍特[36]）代替被毁灭的神像，虔诚地重新点燃蜡烛。宗教信仰改变了，但他的宗教感情真的改变了吗？

我再次重申，只有意识到这种最终总将取得群体信任的宗教形式，我们才能认识某些历史事件——我指的是重大事件。有的社会现象应该更多地从心理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我们的大历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法国大革命，结果常常看不见许多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他清楚地观察到了事实，但由于没有研究群体心理学，所以不总是能追溯到事情的缘由。那些事件血腥、混乱、残酷的一面让他感到害怕，但他只看到那些立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的这一面，把他们当成是一群疯狂的野蛮人，肆无忌惮，随心所欲。法国大革命仅因在群体心中创造了新的宗教信仰，才使它的暴力、屠杀、对传播的渴望和向各国国王宣战有了说法。宗教改革、圣巴多罗买大屠杀[37]、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恐怖时期[38]都属于同类现象，都是由被宗教感情所鼓动的群众完成的。这种感情必然驱使他们用铁与火去无情地消灭一切阻碍建立新信仰的东西。宗教裁判所的做法，信念极其强烈的人才想得出来，如果他们采取别的方式，那他们的信念就要打折扣了。

只有在群体的灵魂想让它发生的前提下，类似我刚才提到过的动**才会出现。否则，最专制的人也无能为力。如果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某个国王的杰作，这表明他对群体的心理和国王的心理都不了解。类似的命令只能出自群体的灵魂。再独裁再专制的人也只能是略微加速或延缓其爆发的时间。制造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不是国王，也不是宗教战争，正如制造恐怖时期的不是罗伯斯庇尔[39]、丹东[40]或是圣茹斯特[41]一样。在此类的事件背后，总能找到群体的灵魂，而绝不是国王们的强大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