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是达到的意思，就像常说的“丧致乎哀”的致字。《易经》中说到“知至至之”，“知至”就是知道了，“至之”就是要达到。所谓的“致知”，并不是后来儒家学者所说的扩充知识的意思，而指的是达到我心本具的良知。这种良知，就是孟子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那种知性。这种知是知是知非的知性，不需要思考，它就知道，不需要学习，它就能做到，因此我们称它为良知。它是天命赋予的属性，是我们心灵的本体，是自自然然灵昭明觉的那个主体。凡有意念产生，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没有不知道的。它是不是善念呢？唯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它是不是恶念呢？也唯有我们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这是谁也无法给予他人的那种性体。

王阳明在此重点强调了人人皆有良知的理论：“所以说，虽然小人造作不善的行为，甚至达到无恶不作的地步，但当他见到君子时，也会不自在地掩盖自己的恶行，并极力地表白自己做的善事，由此可以看到，就是小人的良知也具有不容许他埋没的特质。今日若想辨别善恶以使意念变得真诚无妄，其关键只在于按照良知的判断去行事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善念产生时，人们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善的，如果此时不能真心诚意地去喜欢它，甚至反而背道而驰地去远离它，那么这就是把善当作恶，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善的良知了。而当一个恶念产生时，人们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不善的，如果此时不能真心诚意地去讨厌它，甚或反而把它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那么这就是把恶当作善，从而故意隐藏自己知恶的良知了。像这样的话，那虽然说心里知道，但实际上跟不知道是一样的，那还怎么能够使意念变得真实无妄呢？”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格物”！

“大部分人对于良知所知的善意，没有不真诚地去喜欢的，对于良知所知的恶意，没有不真诚地去讨厌的，像这样不欺骗自己的良知，那么他的意念就可以变得真实无妄了。然而要想正确运用自己的良知，这怎能是恍惚而空洞无物的说辞呢？必然是有其实在内容的。所以说要想致知的话，必然要在格物上下功夫。‘物’就是事的意思，凡有意念产生时，必然有一件事情，意念所系缚的事情称作‘物’。‘格’就是正的意思，指的是把不正的校正过来使它变成正的这个意思。校正不正的，就是说要去除恶的意念和言行。变成正的，就是说要发善意、讲善言、做善行。这才是格字的内涵。《尚书》中有‘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的说法，格物的‘格’字实际上兼有它们的意思。”

这就是致知在格物。

“良知所知道的善，虽然人们真诚地想去喜欢它，但若不在善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去实实在在地践履善的价值，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那喜欢善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良知所知道的恶，虽然人们真诚地想去讨厌它，但若不在恶的意念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铲除恶的表现，那么具体的事情就有未被完全校正的地方，从而可以说那讨厌恶的愿望还有不诚恳的成分。如今在良知所知道的善事上，也就是善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为善，使善的言行没有不尽善尽美的。在良知所知道的恶事上，也就是恶意所在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去除恶，使恶的言行没有不被去除干净的。在这之后具体的事情就没有不被校正的成分存在，我的良知所知道的内容就没有亏缺、覆盖的地方，从而它就得以达到纯洁至善的极点了。此后，我们的心才会愉快坦然，再也没有其他的遗憾，从而真正做到为人谦虚。然后心中产生的意念才没有自欺的成分，才可以说我们的意念真正诚实无妄了。”

所以《大学》中说道：“系于事上的心念端正后，人生哲理自然就能丰富；人生哲理得以丰富，意念也就变得真诚；意念能够真诚，心情就会保持平正；心情能够平正，本身的行为就会合乎规范。”虽然修身的功夫和条理有先后次序之分，然而其心的本体却是始终如一的，确实没有先后次序的分别。虽然正心的功夫和条理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但在生活中保持心念的精诚纯一，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一丝一毫欠缺的。

由此可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一学说，阐述了尧舜传承的真正精神，也是孔子学说的心印之所在。

现在，我们把四目和三纲连起来谈：《大学》的重点在于“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诚意”做到极致，就是“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法则是“致知”。正心，是恢复心中本体；修身，是让心体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对自己来说，叫“明德”；将“明德”施于他人，就叫“亲民”；天地之间任何事物都能用“明德”来为一体。所以，所谓“至善”，就是心的本体。人的念头一动如果是不善的，心的本体，也就是我们的良知，没有不知道的。

诚意的“意”，就是念头，念头是会动的。格物的“物”，是念头所指向的事。只要良知在发挥作用，动任何念头都不会有不善的。但是，如果不“格物”，就不能“致知”，不能让良知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格物则是致知的结果。格物的功夫做到了，良知也就发挥作用了，念头也就真诚了，如此才能恢复本心，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

圣人担心人们向心外去探求，所以反复强调这些意思。所以说，不在“诚意”上下功夫，只想着“格物”，就有了支离之偏；不在“格物”上下功夫，只想着“诚意”，又有了虚空之偏；不以“致知”为根本，只知道“格物”和“诚意”，那就是胡说。支离、虚空和扯淡，离至善十万八千里。

朱熹认为，《大学》的重点在“格物”，王阳明则认为重点在“诚意”。区别在哪里呢？按朱熹的理论，如果我们尤其重视“格物”，那就是在向外求，在心外求到的理，诚心诚意对它，那也是我们心外的理，而不是我们心内的理。按照王阳明的理论，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诚意”上，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念头，那格物也就顺理成章了。可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格物”上，那就是在事情上正念头，念头即使是正的，但不真诚对它，也不是真的格物。

很多组织领导者在事情上正念头，正得都很好，但正过了却没有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的念头，那等于没正。知道企业有某种问题，这是格物；马上去解决它，这才是诚意。知道员工担心什么，这是格物；不马上就去解决它，这就不是诚意，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格物。

格物是中，诚意是和，格物是知，诚意是行，唯有二者合为一体，才能和谐。从这一点而言，王阳明在知和行的选择上，还是倾向于行。

只要在诚意的主导下格物，必能致知，能致良知，心自然会正，身也自然能修，接下来的事，就是八目的第二级：修齐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