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团队领导者的接班问题上，任正非先是规定团队老大要培养接班人，可下面没有人响应，任正非发现这是人心之恶，因为老大培养好了接班人，那他就没有安全感，这等于自掘坟墓。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会反感这种规定。于是任正非玩了个小花招：团队最高领导人必须给团队老二培养接班人，于是所有人都奋不顾身，把本事倾囊相授。因为老大最担心的是老二某天撂挑子。隔层培养接班人，就规避了这种危险。这一小花招，其实还是对人心的直捣黄龙。

某伟人曾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问题是，我们评判制度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认为，人性是善的，最低限度，人性是可以向好的方向改善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所以人人都会自主修行，使自己成为善人。这种思路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忽略了人心不但有善的一面，还有可善可恶的情欲。而很多时候，情欲才是主导人行为的最大动力，也就是说，人可以善可以恶。而如果不能靠自发地致良知达到善，祛除恶，那只能在制度上动手脚，让人行善，使人去恶。

然而，中国人始终鄙视那种冷冰冰的制度，或者说，中国人始终相信，即使有制度，它也应该为人心服务，而不是脱离人心。这就是我们上一节所讲的，制度必须有良知。

所以，评判制度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好制度会激发你的良知，遏制你的恶；坏制度恰好相反。怎样深刻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以例子来说明。

图2-5

很久以前，英国政府雇用私人船只运送犯人，结算方式是：船里装的人数越多越赚钱。然而这显然会产生弊端：为了多装运犯人，许多船主不顾罪犯死活，所以死亡率非常高。虽然罪犯死有余辜，但政府还是不希望罪犯这样死去，官员们不停训诫船主，船主们为了利益，根本无动于衷。后来政府官员绞尽脑汁地搞出了一个规定：改变给船主的结算方式，由以上船的人数结算改为下船的人数结算。

如此一来，罪犯的死亡率立即下降。这个制度的特点在于，激发了船主良知的判断力：我如果不好好对待罪犯，那就没有利润。

二战期间，负责给美国空军制造降落伞的厂家交付的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这意味着如果有1000个士兵跳伞，那肯定会挂掉一个。美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厂家负责人一脸无奈地说，这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万物皆有残缺。军方于是改变检查制度，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十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很快达到了100%。

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测试降落伞质量，其实就是在激发他良知的判断力：这件事如果做不好，自己老命不保。如何激发一个人的良知，不可能全凭大道理，你必须让对方知道，如果不致良知，那后果就全由他本人承担。一个人如果真的致了良知，那恶就不会再现，不是不想呈现，而是成本太高，不敢呈现。

古代盗墓都需要两人，两人挖到坟墓后，其中一人被另一人用绳子拴住放下去，取到财宝后，上面的人用绳子把财宝拉上来，但上面的人经常在拿到财宝后把下面的人抛弃。于是，诞生了这样的制度：下去的人用绳子拴住财宝，只有等他被上面的人拉到地面后，他才把财宝拉上来。可这种规定仍然无法保证下面的人的安全，因为上面的人会要挟他，必须先拉财宝。如果你在下面不同意这种方案，只能活活饿死。

再后来，盗墓团伙父子齐上阵，但也发生过儿子扔下墓里亲爹的事。最后终于形成行规：儿子下去取货，老子在上面拉绳，从此，再没发生过把人扔在墓坑的事。

父子之间，父亲对儿子的爱肯定更深，这是人性。所以这一制度上的小动作只不过是顺应人性而已。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制度的小花招随处可见。比如两人分蛋糕，拥有拿刀切蛋糕权力的人，肯定会给自己分割大的一块，但如果规定：有权切蛋糕的人必须让无权切蛋糕的人先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也就是说，授权必须和监督同时存在，你当然要相信人性本善，可你更要相信人心中不仅有人性，还有情欲。授权是相信你人性的善，监督则是让你的情欲不要变成恶。

一个团队领导者必须懂得如何顺应人心来确立制度，更要在制度上动些小心思，使其不仅仅慑服于你的权威，更要慑服于他自己的良知。

事实上，很多冠冕堂皇的制度在一个组织中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这是未知的。很多真正起效的制度，可能都是些小花招。王阳明特别推崇周公，认为中华成为礼仪之邦，是周公的丰功伟绩。周公为中华贡献了“礼乐”，但周公玩了很多制度花招，比如酒礼。他明文规定不允许酗酒，可没人听。于是周公就搞了些小动作，比如规定喝酒时，每喝一次酒，宾主之间就要行许多礼节，要相互拜一百次之后，一杯酒才能喝掉。这样喝酒喝一晚上也不会醉，自然就不会酗酒闹事。

王阳明在庐陵当县令时，恰好遇到瘟疫。王阳明认为虽然瘟疫是天灾，但人祸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人祸就包括百姓不注重卫生，不锻炼增强免疫力，从而使病毒乘虚而入。于是他颁布制度，要求每人每天必须洗浴、锻炼身体。

但没有人遵从。于是王阳明就用“乐”的方式来辅佐制度的推行。他宣布说，庐陵发生瘟疫，是因为得罪了恶神，我们要搞驱神活动。驱神活动是老百姓喜欢的，但驱神之前必须沐浴更衣，这就解决了卫生问题；还要吃大蒜、葱等辛辣食物，这是消毒。驱神活动中，百姓要又唱又跳，这无疑锻炼了身体。

驱神就是“乐”，百姓们在不知不觉中执行了王阳明“要讲卫生，要锻炼身体”的制度。

所以，领导者的权威固然是来自刚性的制度设置，但制度设置的目的是让人执行遵守，在员工遵守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小花招、小动作。这看上去是“阴谋”，其实恰好相反，是悄无声息的“阳谋”，因为它的念头是激发人良知、遏制人作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