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沉吟时，曾国藩也在沉吟，他在运用朱熹方法论“格物致知”。半个时辰后，他“致知”了：“我要给江忠源写封信，说明我移孝作忠的真意。”

这封信简洁明快：“大局糜烂到这种地步，我不想执着守孝不出的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尽这分力，成败利钝，全都不问。”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解释毫无兴趣，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受礼法束缚的人。他只是大为不解，曾国藩的语气中把出山任团练大臣一事看得那么难。训练团练，把他们送上战场，痛殴长毛匪，这有什么难的呢？

江忠源这样想，没有错。他本人大大咧咧，思想上放荡不羁，是个乐观主义者。

曾国藩做事踏实，看问题更踏实。他看得很透，当时的破败时局不是编个团练打几场仗就能挽救的。因为人心已不古，世道在浇漓，小修小补于事无补，不干则已，要干就必从头做起，放手大干。要有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百死不悔的精神，才有可能力挽狂澜，成就大业！

团练无用也

1853年1月末，曾国藩和郭嵩焘途经湘乡县，闻听张亮基征调了湘乡一千团练到长沙，同时还征调了湖南其他地区的团练。曾国藩惊问道：“这么兴师动众征调团练，长沙正规军呢？”

县令朱孙诒叹道：“正规军都去追击长毛贼了，长沙防卫是相当的空虚。”

曾国藩心里七上八下，太平军善于流动作战，一旦掉头再回长沙，那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罗泽南说，自长毛匪围攻长沙后，长沙城甚至整个湖南城镇局势极不稳定，一些闲散人员已蠢蠢欲动。

当时正在吃饭，曾国藩丢掉筷子，对郭嵩焘和罗泽南说：“走，赶

紧去长沙！”

1853年2月1日，曾国藩抵达长沙。在城外，他看到墙基出现好多狗洞，经打听原来是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挖的地道。进了城，看到街上的百姓行色匆匆，又看到三五成群从湖南各地来的团练正在扯淡，不禁忧从中来，对罗泽南说：“形势严峻啊。”

形势的确严峻，巡抚张亮基向曾国藩摊了底牌：“长沙城里正规军不到两千人，其他都是团练，不足三千人。”

曾国藩开始沉思，张亮基看到曾国藩耷拉着眼皮，毫无表情，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心情就沉重起来。

时间像是停滞了一样，张亮基被这死寂搞得昏昏欲睡，突然听到曾国藩咳嗽了一声，接着就是问话：“巡抚大人，咱们现在有两个最迫切的任务。第一，加强防卫长沙的军事力量，长毛刚攻陷武昌，声威正盛，难保不卷土重来攻长沙；第二，要迅捷地把湖南各地，尤其是长沙的不稳定分子消灭于萌芽中。如果这些不稳定分子和长毛里应外合，后果不堪设想。”

张亮基连连点头，“这也是我的心病，幸好你来了，你有什么快速起效的良策？”

曾国藩没有快速起效的良策，那不是他的风格。他善于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文火慢慢烤，而且一心不能二用：“咱们先来解决长沙防卫问题。”

张亮基正襟危坐，饥渴地等着曾国藩发言，可曾国藩一言不发，把眼皮耷拉下去，沉思。张亮基等了许久，才等来曾国藩的一个问句：“您以为团练能保卫长沙吗？”

张亮基一愣：“当然，团练在当年白莲教暴乱中立下过赫赫大功。就是长毛叛乱这回，各地的团练也立功不小。您那位兄弟江忠源，把长毛三当家都干掉了。”

曾国藩又沉思起来。站在他的智慧层面，张亮基的看法太蠢。白莲教暴乱时，团练能起作用，是因为团练的一切经费都由政府出，而且还有工资。所以各地团练成员都纷纷上战场，于是精英辈出。但现在，政府没有钱，各地的大部分团练成员都是被强行拉出来的。更要命的是，团练毕竟是民兵，不是正规军，他们最善于的是侦缉和游击战。在曾国藩眼中，游击战就不是正经打仗，只能起扰乱敌军之用。从未听说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是用游击战打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