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迈激动起来，把罗泽南的肖像拍到桌子上，怒气冲天：“同学，注意你的措辞！先不说你那‘和’字是否真有奇效，我们只说到底谁在搞小动作，闹不和。我是江西巡抚，掌握江西军政大权，你只是中央的一个侍郎，凭什么你要在江西行使你不该有的权力？这是越权，我不参奏你一本，已是给足你面子！”

“参奏”两个字如闪电一样射入曾国藩的脑海，他立在那里，愣了半天，突然向陈启迈一笑，“多谢，多谢！”

说完转身就走，陈启迈被搞得莫名其妙，也愣在那里，琢磨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曾国藩那四个字的意思。半月后，他才明白了曾国藩多谢他的原因。

曾国藩跑回办公室，找来高级参谋刘蓉，要他写一道参劾陈启迈的罪状。刘蓉是恶人先告状和无理也能夺三分的主，很快就写好了参劾状，参劾状指出了陈启迈有十大罪状，这十大罪状非常朦胧，比如“纵兵扰民”“用兵无章”。咸丰皇帝看了半天，凭借圣明，终于明白了，不拿掉陈启迈，曾国藩就难以施展拳脚。曾国藩难以施展拳脚，长毛贼就会继续猖狂，那他的江山就不稳固。这递进思维要他迅速做出决断：撤了陈启迈的职。

陈启迈被拿下，代替他的是满人官员文俊。文俊有种族自豪感，瞧不起汉人曾国藩，比陈启迈还不是东西。

曾国藩向“本我”发出了抱怨：真是流年不利，小人太多。他的“本我”回应道：抱怨是人生大敌，是恶，赶紧祛除他。

曾国藩就跑到床上静坐，克制“抱怨”这一大敌，几个时辰后，他睁开眼，眼前已经是个不抱怨的世界了。

文俊的无赖做派和曾国藩的“克己”气质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文俊是满人，所以曾国藩不能像对付汉族官员陈启迈那样对付文俊。他所能使用的招数只有一个：隐忍不发，任凭文俊在他身上耍把式。

一方面他要憋出内伤般的应付文俊，一方面还要为他在前线的湘军弟兄们苦心积虑寻找军饷，曾国藩身心俱疲，癣病发作。夜晚不能入睡，每当匆忙走在街上，身后皮癣飞舞，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

纵然如此操心操肺，曾国藩感觉还是不见效果。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自我批评说，“所做的一切对国事都毫无益处

，很不如人意。”但曾国藩写家书，很多时候都不是发自“诚”。比如他说，我食俸禄已很久，不得不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他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不假，但食俸禄已很久却是假的，因为自创办湘军以来，他一直在自力更生。

显然，曾国藩写家书的读者有两位，一是家人，二是外人。

家书要写，路也要继续向下走。曾国藩继续霉运当头，道路坎坷。

失去左膀右臂

1855年烈日炎炎的夏天，曾国藩在南昌城不动如山地领受文俊的冷嘲热讽。他毕竟不是山，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在钱粮稍微充足后，就带着一支水军进驻南康。一来躲避文俊那张臭嘴，二来，他要重新对九江和湖口布局。

对于九江和湖口二城，曾国藩仍坚持己见，那就是持久地围攻。塔齐布高度支持曾国藩，所以曾国藩抵达南康后，塔齐布在九江跃跃欲试，要去和曾国藩畅谈一番。南康和九江虽然只隔了个庐山，但由于太平军游击队的袭击，曾国藩和塔齐布要见面很不容易。两人多次约定骑马相见，都未能如愿。直到六月份里最热的那天，曾国藩和塔齐布终于得到机会相见了。

这是自曾国藩离开九江前线到南昌后二人首次见面，塔齐布抓住曾国藩的胳膊，眼眶里全是泪水，曾国藩也落泪。塔齐布说曾国藩白发多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瘦了。塔齐布说曾国藩精神差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脸色难看，应是营养不良了。

二人互相关爱后，就谈到正事。那天的天气酷热难耐，曾国藩慷慨激昂，塔齐布被曾国藩的言辞挑拨得热血上涌，所以两人拼命地摇着扇子，汗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流。

曾国藩和塔齐布最后达成共识：在七月的雨季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这是最后一搏，能攻陷九江最好，如果无法攻陷，那就从九江城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