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帝国每天都有战争，东北方是乌桓和鲜卑，西北方是北部匈奴，北部匈奴被打败西逃后，一个被称为羌的民族进来补位。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汉帝国前，活跃于现在的山西、陕西甚至河南地区，是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并驾齐驱。它好战，是一个以战死为吉利，以病死或老死为不祥的民族。西汉初期，羌族从西北向西南发展，零散地渗入中国本土，到处为非作歹。中国政府发现它的实力时，它的人口已突破两百万，能投入战场的兵力达五十万。这是个庞大的数字，不可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

西汉政府曾命令智慧超群的官员赵充国负责羌族事宜，做事向来稳健、实事求是的赵充国在做了详密的调查后报告政府说：“羌人不足为患，他们秉承人多力量大的族训，特别喜欢生孩子（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后母，为的是生孩子）。但他们和匈奴最大的不同是，从来不知团结，擅长窝里斗，人数虽多，但万人万心，一个不知团结的民族注定没有前途。”西汉政府同意赵充国的判断，采用分而化之的策略，让他们在中国西北边境和汉人杂处，按儒家的观念，可以用文化改变夷狄，使夷狄中国化。

然而，羌人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儒家那套“怀柔”与“教化”策略的愚蠢荒唐，蛮夷对仁义礼智信油盐不进。中国边境的汉人不但未教化好羌人，反而被羌人同化成了蛮夷。

为了稳定好战的羌人，中国政府设立护羌校尉（管理羌人的官职），护羌校尉的职责是协调和羌人有关的全部事务，而这些事务的重中之重就是维稳。但羌人的叛乱源源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面对如火如荼的羌人叛乱，受过儒家教育的士大夫们纷纷指控护羌校尉残暴不仁，所以说，羌人的叛乱不是民族叛乱，而是官逼民反。这是正确的，但只是部分正确，儒家的知识分子总是不承认民族观念，他们只承认官民观念，如果百姓造反，而且不停地造反，那肯定是官员出了问题。

士大夫似乎从没有想过，古羌人不知仁义。只有外戚邓骘一眼看透了事情的本质，公元100年时，他在高层会议上指出，自先皇（刘秀）去世那一年（57年）起，羌人就开始大规模叛乱，短短四十余年，他们叛乱了十次，如果士大夫们认为是官员有问题，那么，四十余年来几十个护羌校尉，难道就没有一个合格的？况且，护羌校尉的人选还是由士大夫推荐的。这足以说明羌人的问题。

士大夫们被?得青筋直暴，特别是当他们发现邓骘说得完全正确时，更是气急败坏。然而，邓骘虽看透事情的本质，却没有知行合一的能力，他最后想到的办法是，把叛乱最严重的凉州地区设为中国人的禁地，把羌人局限在中国的西北边境地区。

这种策略对东汉帝国而言是饮鸩止渴，羌人在西北地区得寸进尺，肆无忌惮，掀起更狂暴的叛乱。

邓骘方略执行一年后的公元101年，羌人的迷唐部落攻击山西晋城，太守侯霸怒气冲天，攻击羌人，骚扰中国多年的迷唐部落瓦解，侯霸对迷唐部落采取鸡犬不留的屠杀政策。第二年，活跃于宁夏固原的羌人烧何部落突然进攻固原，固原政府反击，反击成功后，仍然是灭绝性的屠杀。

这两次对叛乱的羌人毫不留情的屠杀迅速成为东汉政府对付羌人的基本政策，从公元102年到公元169年的六十七年时间中，羌人掀起的数万人的叛乱有三十余起，东汉政府每次都要投入十万人以上的兵力来镇压。结果是，东汉政府正规军耗费殆尽。公元169年，东汉政府命令护羌校尉扫除分散在中国腹地的羌人，双方决战，东汉政府大胜。

东汉政府虽然赢得胜利，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打仗需要钱，钱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而来，当老百姓被搜刮干净只剩死路时，他们只能铤而走险——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