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王阳明心学的基石——人人心中皆有个天理在，心即理，所以人人皆可为圣贤，皆不受外在权威和所谓真理的压迫。人只要致良知，所行所为便皆符合天理，不须外求，不需要外在的设计。

“亲”和“新”，很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却极具深意。

北宋时期，有两个皇帝分别是“亲民”和“新民”的代表。“亲民”的代表是赵祯（宋仁宗），其在位时期，大臣最活跃，他也往往凭着大臣之意行决断之事。最好的例子就是，大臣包拯有一次不同意赵祯的建议，直接和赵祯对峙起来，包拯大谈特谈，特别激动时还把唾沫星子喷到赵祯脸上。虽然如此，赵祯后来还是同意了包拯的意见。后人评价赵祯：什么都不会，只会做皇帝。“新民”的代表是赵顼（宋神宗）。他在位时期，用王安石变法，整顿天下的思想秩序，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但北宋就是从赵顼时代开始衰亡的。

“亲民”和“新民”，应该合二为一，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正道。既要有在伟大思想下统一的新民（让百姓得到新知识，开拓新思路），更要有“民之所好好之”的亲民（让整个天下都成为一家人）。

王阳明的学说，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就是依良知做事，一切好的制度，都应该建立在良知基础之上，凡是不发自良知制定的制度，就是坏制度。

无论你多么英明神武，全凭自己好恶制定出的制度都有缺陷，制定制度唯一的妙法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为致良知。

因此，王阳明的弟子把这一条放在首位，原因如下：

第一，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一样，其思想都来自《大学》，而“亲民”和“新民”是两派学说的分水岭。

第二，《传习录》第一节讲此，足可见王阳明和其弟子们对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尤其重视。

第三，人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是阳明心学的灵魂，是阳明心学的支柱，没有这个，阳明心学的其他概念都立不住。

第四，人只有具备了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才能做自己想做的，只要做自己想做的，才能提高工作和生活中的效率，进而提高人生效率。

只有当人拥有自由精神之后，才能、才敢独立思考，不转折，不转念，以一条直线前进，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目的地。

龙场悟道——心即理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