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定向热情招待何心隐，二人正谈得热闹，忽有人来报，张居正来了。

何心隐听过张居正的大名，觉得他是官场中人，自己乃布衣，不便相见，于是跑到帷幕后躲了起来。

张居正和耿定向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何心隐面无人色地从帷幕后走了出来，对耿定向说：“将来杀我的人，必是此人。”

耿定向大为惊骇，问原因。

何心隐说：“你等着瞧，事实会证明一切。”

后来，张居正做了首辅，力推改革，何心隐到处煽动反改革派人士，和张居正对抗。

张居正大怒之下，命人将其逮捕、剿杀。

正如他何心隐所说，自己真就死在了张居正手里。

何心隐和张居正连面都未见，只是听了张居正和其他人的几句聊天，就断定自己会死在此人手里，非是他未卜先知，而是他良知光明看透了张居正。

真正的圣人能“知”他人，就是因为充分发挥了良知。良知并未有意识地告诉他们，我可以知人。但一遇到人，就能知。正如太阳不可能告诉万物，我要照耀你们，可一遇万物，它必然照耀。

良知从来不会有意识地去知，却无所不知，良知知道一切，只要你能光明它。

这是心学的梦想，你行动了，就成现实。

别拿勤奋和别人的天赋拼

问：“孟子‘巧、力、圣、智’之说，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何如？”

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孔子则三者皆长。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极，清只到得伯夷而极，任只到得伊尹而极，何曾加得些子？若谓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子了。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译文】

有人问：“孟子‘巧、力、圣、智’的说法，朱熹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力有余而巧不足’，对吗？”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以及孔子同为圣人而各有不同。伯夷是“圣之清者”，即十分清雅；伊尹是“圣之任者”，即十分有担当；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即十分随和；孔子则是“圣之时者”“集大成者”，即能够识时务、随时遇而变的圣人。相比之下，伯夷、伊尹、柳下惠的圣德，只是某一种特定的品质。此外，在这里孟子还以巧比喻智，以力比喻圣。

先生说：“这三人当然有力，但也有巧。巧与力并非两回事，巧也体现在用力之处，有力而不巧，只是蛮力。以射箭来比喻三人：一个能够步行射箭，一个能够骑马射箭，一个能够很远射箭。他们都能射到一定的距离就是力，而射得中就都是巧。然而能步行射箭的不能骑马射箭，能骑马射箭的不能远处射箭，各有所长，这便是才力的局限有所不同。孔子则兼有三者的长处。然而孔子的‘和’只能到柳下惠的限度，‘清’只能到伯夷的限度，‘任’只能到伊尹的限度，何尝在三人的限度上多加了一些吗？如果说这三人力有余而巧不足，那就是说他们的力反而超过孔子了。巧和力的比喻只是用来说明圣和知的含义，如果能够知道圣和知的本意是什么，便自然了然于心了。”

【度阴山曰】

唐初诗人刘希夷聪颖明敏，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上，有着绝顶天赋。他的舅舅宋之问对这个外甥总是羡慕嫉妒，常常夜深人静时，偷偷搞创作，搞得精疲力竭，写出的诗歌却仍然逊色于刘希夷。

某次，刘希夷拿了一即兴创作的《代悲白头吟》去给宋之问看，其中有两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让宋之问两眼冒火。

他酸酸地说：“这两句，是你写的还是抄的？”

刘希夷回答：“我作诗还用抄吗？”

宋之问转动眼珠说：“如果你这诗还没有被人看过，我想要了你这两句。”

刘希夷撇嘴道：“这可不成，这两句是我的诗中之眼，如果去掉，全诗就索然无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