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姨不断靠近，我的心跳也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当大姨那审视的目光扫在我身上时，我的视线也跟她对上了，我张了张嘴，下意识地想喊一声“大姨”，可嘴唇只是微微动了一下，便意识到现在的氛围。

而大姨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不到半秒，她面无表情，目光平淡，就像在看一个陌生的、普通的考生，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

没有点头，没有微笑，甚至连眼角的纹路都没有多出一道，便从容地移开了她的视线。

大姨在考场里不紧不慢地走了一圈，确认一切井然有序之后，便走到讲台前，微微侧身，低声与监考老师交代了几句，便转身朝门口走去，皮鞋踩在瓷砖地面上，发出一连串清脆而利落的“哒哒”声，渐行渐远。

身后的几位年级主任默契地跟上，像影子一样无声地随行。

我低下头，继续写我的作文，其实我明白大姨是在避嫌，但心里就是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滋味，虽然我身为大姨的外甥，但在她眼里也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和其他四十张面孔没有任何区别。

想到这我心底升起一丝丝不甘，为什么我从来没让大姨失态过？

为什么我从来都是那个恭恭敬敬喊“大姨”、规规矩矩坐着，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的外甥。

我见过她太多面了，和蔼的、慈祥的、愤怒的、语重心长的、公事公办的，可那些都是她愿意给我看到的样子。

记得上次我去大姨办公室，门被推开的一瞬间，惊鸿一瞥的我看见大姨那满是惊慌的眼神，像一只被惊扰的小鹿，和现在不怒自威的她判若两人，可我比谁都清楚，大姨那一刻的失态，不是因为我。

思及此处，我甚至有些遗憾没有跟马俊明分到一个考场，如果现在坐在这里的是马俊明，大姨还能保持刚才的那番从容吗？

不会。她不会。

大姨可能会下意识地避开马俊明的目光，可能会在路过他座位时加快脚步，可能会在走出教室后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被马俊明那样糟蹋后，大姨在他面前，已经永远端不住那副校长的架子了。

“草稿纸上的字别写太大，省着点用，注意交卷时间，要留足时间给最后的作文。”

监考老师提醒的话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深呼吸了几口，我强行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甩出去，继续写着我未完成的作文。

接下来的几场考试，我几乎是靠着本能在答题，尤其是数学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盯着第一道选择题愣了好几秒，脑子里全是早上妈妈缩在被子里那张苍白虚弱的脸。

我本以为自己能扛得住对妈妈的担心，第一场语文考下来也还算顺畅，该答的点都答了，该写的字都写了，但文科和理科终究不一样，文科考的是理解和表达，靠底子和惯性也能把卷子填满。

但理科却都是一步一个坑的科目，前面错一个符号，后面全盘皆输，中间走一秒的神，整道题的思路就断了，一道简简单单套公式就能解的题，我反复读了三遍才敢下笔，后面大题更不用说了，平时一气呵成的思路，今天到处是坑坑洼洼。

写一步停一下，倒回去验算一遍才敢写解。

一天下来，下午最后一科的收卷铃响起来的时候，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溺水的人终于浮出了水面。

广播里还在说着什么“请考生停止答题，有序离开考场”，我已经顾不上听了，把笔往笔袋里一塞，卷子一交，拎起书包就往外冲。

走廊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叽叽喳喳对答案的声音。

我侧着身子从人群中挤过去，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楼梯，穿过操场，冲出校门急忙打车回到家里。

下车后，我的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小跑着进了家，拧开门的那一刻，一股热腾腾的饭菜香扑面而来。

我愣了一下，走进屋内，发现妈妈正坐在餐桌前，笑盈盈地看着我。

她穿了一件藕粉色的棉质睡袍，腰带松松地系在腰间，领口微微敞开，露出锁骨一小截白皙的皮肤。

睡袍里面内搭了一件同色系的长款睡裙，两层的布料叠在一起，柔软地垂落下来，把她整个人衬得温婉又慵懒。

她的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盘得一丝不苟，而是随意地披散在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