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是增长了，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潜在的社会矛盾，慢慢浮出水面，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尤甚。临江县就属于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县份。别的不说，单就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密切，反而变得越来越紧张，再加上个别干部的官僚作风，导致临江县的党政干部，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口碑和诚信度，逐年呈阶梯式下降。
想想看，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罗唣中上吊事件还不引起轩然大波？加上又是网络传媒异常发达的时代，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都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几乎所有的报道当中，矛头都直指县委书记耿天明。不用说，肯定有人利用网络传媒搞鬼，不然，这些报道为何充满了腾腾的杀气和一丝诡秘的气息？
有些事情，心里面明白即可，却是说不得的。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司马昭”是谁，书记耿天明肯定清楚，宣传部长萧蕴华也肯定清楚，纪委书记李维洲和其他大部分常委，心里也肯定亮堂得跟明镜儿似的。但你还不能提到桌面上，得压在心里面。
官场有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同僚之间的纷争，哪怕斗得你死我活，也只能在私底下进行，内部矛盾嘛，不宜公开。一旦公开了，闹得不太像话，老百姓看笑话不说，上头也不答应——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无论谁对谁错，谁有理谁无理，对不起，各打五十大板，该挪窝的挪窝，该出局的出局，该下课的下课。所以，官员们最忌讳的，是说班子内部不团结。团结不团结倒在其次，关键是不能让外人看出来不团结。
会场上的气氛有些沉闷。
组织部长张庆海看了看其他人，试探着说：
“耿书记，我看咱们还是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老这样耗着不是办法，实在不行，分流一下，陆陆续续把螺钉厂的工人安排了算了，不就是要工作嘛，300来口子人，就地消化的话，想来问题不是太大。”
政法委书记黄振江也说：
“是啊，是啊，干脆由县政府那边出面，给效益较好的企业多做做工作，把螺钉厂的工人收编进去一部分；还有，也可以考虑往事业单位酌情调进一批去……再这样闹下去的话，不光耿书记受影响，大家都会跟着倒霉！”
书记耿天明敲敲桌沿，说：
“肯定不行，咱们不能开这个口子。一来呢，企业这两年大都不景气，能维持生产就算不错了，咱们不能再给企业增加负担；二来呢，从企业往事业单位调人，国家政策已经不允许了，我们即使想调，也找不到政策依据；第三，大家可别忘了，临江县可不只是螺钉厂一家国有企业，还有酱菜厂、造纸厂，还有农机公司……好十来家呢。造纸厂关了，酱菜厂卖了，农机公司就那样半死不活地扔在那里，一旦解决了螺钉厂工人的就业问题，这些厂子已经下岗的工人又该起来闹事了……”
纪委书记李维洲说：
“天明书记，我认为，还是着眼于先解决目前的困境比较好，以免让一些宵小之辈抓着这个小辫子不放……单只螺钉厂的300来口子工人，安置应该不成问题，大不了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指标压缩一下，时间上再往后拖一拖，打个时间差，再把接近退休年龄和身体不好的工作人员劝退一批，岗位也就出来了。咱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把天明书记、把临江县的班子都搭进去，划不着。至于其他厂子的工人，要闹也是以后的事情了，走一步算一步呗。”
耿天明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摆摆手，说：
“不行，坚决不行。螺钉厂工人的分流安置必须另寻路子，不能往事业单位安排，更不能占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指标，不是我不同情这些工人，不是。这样做的后果，大家都非常清楚，不单是违反原则那么简单，还会让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我严正声明一点，个人前途只是小事情，大家不用替我担心。如果，我是说如果，市委市政府非要为罗唣中同志的死，找一个殉葬品的话，那么，就拿我头上这顶县委书记的官帽子来殉葬好了。”
常务副县长谢华鸣一大早就去了螺钉厂，没能安抚住工人，又立马赶到县委这边来了，企业口归他分管。谢华鸣这时接过话头说：
“我同意天明书记的意见，事业单位坚决不能考虑，县财政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何况，临江县上上下下，各部门超编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安置螺钉厂的工人，我认为，最好还是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好好动脑筋，着眼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是不是这样，咱们都琢磨琢磨，让螺钉厂转产行不行？或者引进相关的企业兼并重组？先把厂子救活，厂子活了，工人们也就活了。”
副县长谢华鸣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但有道理的却不一定行得通。都知道应该先把厂子救活，但怎么个救法呢？转产，往哪个行当里转，怎么转，都是问题；兼并重组就更不用说了，倒是有几家企业看上螺钉厂的地皮，但都不愿意把数百名工人背在身上。
大家一时沉默下来，最后，还是书记耿天明打破了沉默，沙哑着嗓子说：
“我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让工作人员多准备一些矿泉水和方便面，大家辛苦一下，就都啃方便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