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站在大厅里的一处光线昏暗的地方，嘶哑着嗓子讲述着下面的故事：
“1854年12月20日，苏格兰贵族格里那凡爵士的蒸汽机轮邓肯号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南纬三十九度海域停泊。船上有格里那凡爵士夫妇、一位英国陆军少校、一位法国地理学会会员的地理学家，还有一个少女和一个男孩。这两个孩子是一年前遇难的不列颠尼亚号的格兰特船长的女儿和儿子。邓肯号的船长名叫约翰·孟格尔。他们是在海上捡到一只漂流瓶，内有一封用英、法、德文书写的求救信，因此便前来援救遇难者：他们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和意愿，主动地带上闻讯投奔前来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远渡重洋，进行搜寻、援救的。他们一路上可以说是历经了千难万险……另外，中途还遇上了一个恶棍，名叫艾尔通，是原格兰特船长船上的水手长，因与船长发生矛盾，鼓动叛乱，后沦落为海盗。他看见邓肯号后，顿生恶念，差点将这艘蒸汽轮劫掠，最后终被格里那凡爵士等人制伏，被流放在塔波岛上，代替被在此岛寻找到的遇险的格兰特船长及其两名水手，以示惩戒。格里那凡爵士是一位虔诚、笃信宗教的贵族，他信奉上帝，慈悲为怀。虽然把艾尔通独自一人留在了荒凉的塔波岛上，但仍给他留下了一些武器、弹药、工具什物以及种子什么的，让他独自反省、忏悔。艾尔通在岛上确实是醒悟了，他拼命地劳动，用汗水洗涤自己的罪恶，重新做人。劳动之余，他总在不停地祷告……朋友们，不用说，那个被格里那凡爵士抛弃在荒岛上的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个艾尔通……
“我被扔到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但离西澳省省城伯斯的流放犯拘押地只有二十英里。我在海边茫然不知所措，觉得走投无路时，正好碰上了一伙刚从拘押地逃出来的流放犯，于是，我也就入了伙。那两年半的漂泊生活我也就不细说了，我只是想告诉您，我后来当了流放犯团伙的头领，化名彭·觉斯。1854年9月，我到了那个爱尔兰人的庄园，以艾尔通的真名当他的雇工。我是想待在那儿等时机，想法抢劫到一条船，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两个月后，邓肯号来了。他们一到庄园，马上就把格兰特船长的事说得一清二楚。因此，我了解到不列颠尼亚号许多我先前所不知道的事情：不列颠尼亚号在卡亚俄停靠；1852年6月，也就是在我被赶下船来之后的两个月以后，它发出了最后的消息；几封求救信件；船在三十七度线上失事；您要寻找格兰特船长的种种原因，等等。我当时一眼便看上了邓肯号，觉得这船真是棒极了，比英国兵舰跑得都快，所以我一门心思想把它搞到手。正好，船坏了，得修理，所以我就提议把它开往墨尔本去。我以船上水手的身份把他们引到澳洲东岸那我编造的船出事地点去。就这样，我领他们穿过了维多利亚省。我的那帮弟兄或前或后地跟着我们。我的弟兄们在康登桥做的那件案子，说实在的，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邓肯号只要一到东海岸，它就绝不可能逃出我的手心。一旦我拥有了邓肯号，我就成了海上霸王，还去干那种小儿科的案子干什么？所以，我才不辞辛苦地把他们带到斯诺威河。牛马是我用胃豆草毒倒的，牛车是我给弄陷进泥潭里去的。后来……后来的事嘛，您全都知道了，我就不说了。唉，要不是巴加内尔先生一时粗心大意把地点写错了，邓肯号现在已经到了我的手里。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我很抱歉，太简单了，我所说的恐怕对他们寻找格兰特船长无所裨益，同我商定的交换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很吃亏的，我是有言在先的。”
史密斯等人听完了他的讲述之后，激动不已，站起身来。
“艾尔通，”史密斯说，“您曾经犯下过滔天大罪，但上帝相信您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您赎清了自己的罪孽。上帝让您回到了人间，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您已经得到了宽恕，艾尔通。您现在愿意成为我们的伙伴吗？”
艾尔通闻言，直往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