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布赖顿时，听过一位歌剧名伶的演唱会，我不记得她叫什么了，也许是尼尔逊夫人或者阿尔巴尼夫人。我从来没听到过有谁能如此灵活自如地运用自己的嗓音，在印度，优秀的歌唱家总是用力过猛，爱炫耀技巧，但一唱到高音区或者低音区，他们就只能应付过去了，脸上还要装出一副轻松的表情，也不感到羞愧。在印度，一些乐迷认为唱歌就是表演，用表演的形式把一首歌演绎出来，是天经地义的，对一个歌者来说，音色是否悦耳不重要，姿态是否优美也不重要；乐迷们甚至认为，嗓音粗糙一点，动作生硬一点，反而更真实、更完美——就像伟大的湿婆，外表褴褛，才能表现出神性。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欧洲。在欧洲，外表的装饰必须完美无缺，唱歌的人即使有一星半点儿的瑕疵，就不敢在舞台上露脸，正视观众的目光。在印度的音乐会上，花半个钟头来调冬不拉的琴弦，或者把大鼓小鼓敲到声音和谐，也没人抱怨，但在欧洲，这种准备工作都是在幕后先做好的，一旦走到台前，就必须奉上一场完美的演出。所以演唱者的嗓音不能有任何毛病。在印度，一首歌的艺术表现力是最重要的，演唱者为此要付出各种努力，听众只要听听歌就满足了。而在欧洲，声乐本身是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演唱者用声音来创造奇迹。歌唱家的天籁之音才会让音乐会的听众们接踵而至。
这就是那天我在布赖顿的见闻。这场音乐会跟马戏一样好看，但即使我为歌者的声音折服，却欣赏不来那些歌曲，尤其是听到有一首歌结尾时，女高音模仿出鸟的婉转叫声，我就忍不住想笑。我觉得这有违天性，已经不是人类的声音。后来听了男歌唱家唱的歌，我才稍微舒服了一点。我特别喜欢男中音，似乎歌声中包含着更多的人性，有血有肉，不像有些音域，似一缕孤魂脱离了肉体。
在这之后，我听了很多欧洲的音乐，渐渐听懂了它的风格，但时至今日，我仍然确信欧洲音乐与印度音乐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从不同的门，进入听众心中。
欧洲音乐仿佛同物质生活纠缠在一起，所以曲式曲风多种多样，具有表现力，将主题表现得细致入微。而在印度，要是把曲调改了用途，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变得滑稽可笑。印度的歌曲往往突破日常生活的藩篱，把人们带入“慈悲”和“出世”的境界，展示宇宙的浩瀚，表现人类内心深处神秘的、难以言说的画面。在那里，修行的人找到了静修林，享乐主义者也发现了歇凉的亭子，但忙碌的世人去了那儿，却没有落脚之处。
我不能说自己已经掌握了欧洲音乐的精髓，但囫囵地听了几场音乐会后，我的确被欧洲音乐吸引住了。我觉得欧洲的音乐是浪漫的，虽然很难说清楚我口中的“浪漫”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它的丰富多彩，像生命之海上的滚滚波涛，在不停的起伏中永远变幻着光影，以及另一个方面——静态的方面，宽广、宏大，像无边无际的天空与遥远的地平线唱起一段恬淡的二重唱。当然，我这样说估计也没有说清楚，所以每次我被欧洲的音乐感动的时候，只好一次次提醒自己，它是浪漫的，用旋律演绎着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印度的一些音乐也尝试过对这种复杂性进行艺术再现，但没有欧洲音乐那么有感染力、那么成功。印度的音乐奉献给了繁星点点的夜晚，给了黎明的曙光，诉说着雨中的漫天哀愁，和初春时洋溢在林间的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