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的人。

丽达的桌子上放着她打开的日记本：

十二月二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真冷。下楼梯的时候，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便一起走走。

“我一向喜欢初雪。多么壮观的寒冬景象！多么迷人！对不对？”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雅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初雪没有一点儿好感，相反，只觉得心情十分沉重。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么就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生活中却并非如此。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依然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一切照旧：有笑声也有泪水，有痛苦也有欢乐，有对美的追求和享受，还有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辨别出哪些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还稍微洒点儿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里，住在谢加尔的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跟他聊天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对西方很了解。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然后才是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想法——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献殷勤的方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表现得情意绵绵，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略带粗犷的朴实比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风雅要亲切得多。

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博雅尔卡的简短报告。筑路工程每天进展一百俄丈。他们先在冻土上刨出凹槽，然后把枕木直接铺到冻土上。那边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调去的人已经逃走了一半。条件确实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往后叫他们怎么干活呢？……

杜巴瓦去普夏—沃季查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修配了。

电车公司控告杜巴瓦，说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查开往城区的全部电车。他动员乘客下车，把铺支线用的铁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雅尔卡工地。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极其严重。他们顶多只肯拨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屠弗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改掉游击习气了。现在再这么干，是要坐牢的。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协商，非动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未见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协商？你这个喝饱了墨水的寄生虫，只会坐在这儿耍嘴皮子、唱高调。我要是不把铁轨送到博雅尔卡，就得挨骂。我看真该把你派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好好管教管教，免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杜巴瓦大发雷霆，整座省委大楼里都能听到他的吼声。

屠弗塔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处分杜巴瓦。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离开一下，单独跟他谈了十来分钟。屠弗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怒容满面，脸色通红。

十二月三日

省委又从铁路肃反委员会那里接到了新的案件。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和其他几个同志，一齐到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那里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的东西往工程车上搬的时候，车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试图扣留他们，他们反倒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没收了博雅尔卡车站仓库里的二十普特①钉子。他把这些钉子作为报酬发给农民，让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来代替枕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