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隆接着说：“袁伯守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啊。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你们想一想，老书记的一儿一女都下岗了，从小就跟他吃苦，没跟老书记享什么福，目前的生活条件很不好，再说，他老伴儿跟他吃了一辈子苦，身体也不好。我的意见是，象征性地拿出五万元给希望工程，其余的四十万，还是给他老伴儿和儿女留下过日子吧。”

常杰当即表示同意：“我相信老书记在天有灵会理解的。”

张国昌迟疑了一会儿，也表示同意。

“这份遗嘱一定耍保密，让老书记静静地走吧。”

魏正隆伤感地说：“常杰，你抓紧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吧。国昌，你负责布置灵堂，抓紧办吧。”

在卧龙岗革命公墓，袁伯守的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为布置灵堂，林大勇等人已经忙了一宿了，张国昌不放心，指示朱玉林全权负责布置灵堂和守灵。

朱玉林一大早就过来检查，他背着手围着花圈绕了两圈，终于发现了问题。

“大勇，”朱玉林严肃地说，“李老和黄老送的花圈，摆错位置了。”

林大勇觉得朱玉林是吹毛求疵，他辩解说：“他俩都是副省级，还分什么先后呀？”

朱玉林强调说：“虽然级别一样，但黄老的资历比李老要老一些，还是调过来，黄老的摆在前边。”

“秘书长，”林大勇不理解地问，“不就是送个花圈嘛，他们常年不住在东州还分什么先后。”

“大勇，”朱玉林认真地说，“这叫政治待遇，可不能马虎，弄错了传到黄老耳朵里，非给张市长惹麻烦不可。”

我陪张国昌到灵堂时，朱玉林正在给林大勇上政治课。

张国昌在灵堂门口就听到了，他接过话茬说：“大勇，李老和黄老虽然常年住在省外，但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张市长，”林大勇哭笑不得地说，“这下我可明白了什么是官本位思想了，给死人送个花圈还要分个资历和级别。”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省一级领导的追悼会，场面之大令我震撼。晚上回到家，我情绪有些低落，一个人躺在**猜想，这么热闹的追悼会一定不是老书记的本意。

杨娜看出了我的心思，她递给我一杯水说：“默，追悼会的场面一定很大吧？”

我抿了一口水说：“太隆重了，光各级领导的小轿车就有一千多辆，交警主力都到卧龙岗疏散交通去了。参加追悼会吊唁的人流足足排出了一公里。”

杨娜坐在我身边叹了口气说：“为什么人一有了资历，有了级别，第有了官位，连死都不能清清静静的？”

“娜，”我坐起来问，“你知道追悼会上，谁哭得最伤心吗？”

杨娜摇着头问：“谁啊？”

“当然是张国昌了，”我冷冷一笑说，“在东州官场上，只有李绍光跟老书记感情最深。李绍光要是活着，哭得比张国昌还得伤心。老书记是个廉洁的人，这些年来，过年过节去老书记家看望的现职领导不少，但没有人敢送东西，更没有人敢送钱，但空手去又不好看，于是，就送花篮。一到过年、过节，老书记家桌子上、窗户上、地板上摆满了鲜花，唯有李绍光和张国昌敢送点东西，但东西也不过是两桶油、一袋大米什么的。娜，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一副对联：佛号经声唤回苦海名利客，晨钟暮鼓惊醒尘寰梦迷人。我想好了，我得想办法离开张国昌。”

杨娜秀眉一挑问：“他能放你吗？”

我思忖着说：“通过朱玉林、丁能通这些人斡旋一下试试吧。”

“默，你要是真不当秘书了，我就出国驻外，咱们苦熬两年，也好有个家底。”

我自嘲地说：“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杨娜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是该软时不软，该硬时不硬。”

我一骨碌将杨娜搂在身下喘着粗气说：“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硬的滋味。”

佟广真从美国回来后，逢人就讲他在美国的历险记。他走进李国藩的办公室，俨然一位英雄。当佟广真将双手捧着地球的人居奖杯捧到李国藩办公室时，李国藩激动不己，他让陈建样请最好的摄影师在他的办公室神采飞扬地拍了一张怀抱“人居奖”奖杯的大照片，第二天就挂在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