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旅（1938年）并非出自我本意，而是应感谢英国治下印度政府邀我参加加尔各答大学建校25周年庆典。

当时，我已经对印度哲学和宗教史泛览博涉，对东方智慧的价值深信不疑，但不得不像自给自足者一样游历，依旧如蒸馏罐中的人造人。印度如梦境般触动人，因为我曾经而且依旧在寻找自我，寻求自己的真理。所以，此行是当时深入研究炼丹哲学时的插曲，这种哲学挥之不去，使我带上1602年的《化学舞台》，它包含格拉尔杜斯·多恩最重要的著作。旅途中，我精研此书，原生欧洲思想财富就这样与异己的文化精神恒久接触，两者均直接出自潜意识在心理上的原始体验，因而造成相同、近似，至少可比的认识。

在印度，自己首次直接感受千差万别的陌生文化。非洲之旅中，决定性的是与文化迥异的印象，而在北非，我不曾有缘与能够言传其文化的人交谈。但现在，自己有机会与印度精神的代表人物谈话，把这种精神与欧洲精神相比较，这极具意义。有一段时间，我在迈索尔邦大王处做客，与其灵修导师S.苏布拉马尼亚·耶乐深谈，其他还有许多人，可惜记不起名字了。而自己避免遭遇所谓“圣人”，绕开他们，因为不得不迁就自己的真理，只能接受力所能及之事。若以圣者为师，意欲接受其真理为己所用，则会觉得像偷窃，他们的智慧属于他们，而只有得之于己之事才属于我。尤其在欧洲，不能从东方抄袭，而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依靠内心所言或者天性所赐。

我绝非低估印度圣人的卓绝形象，但断不敢不自量力，认为自己可以对圣人这种孤立现象做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我不知他所说至理名言是自己所悟还是阡陌间流传千万年的谚语。我想起在锡兰（斯里兰卡）有一件典型事情，两个农民相逢于窄路，推车轮子卡住了，出乎意料，两人不争不吵，都彬彬有礼地念念有词，听起来像“ad?kananatman”，意为：“暂时打扰，无我无魂。”不是独一无二吗？不是典型印度式的吗？

在印度，萦绕脑际的主要是关心恶的心理天性疑问。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此问题与印度精神生活融为一体，我对此有了新的看法。在与有教养的中国人交谈时，一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根本不可能不“有失颜面”就吸收所谓“恶”，我们西方不是这样。对东方人而言，道德问题似乎不像在我们这里排在首位，善恶天经地义包含在天性中，归根结底只是同一件事程度各异。

我看见印度智慧兼具善恶，印象深刻。基督教徒向善耽恶；印度人则觉得自己跳脱善恶，或者试图通过冥想或者瑜伽达此状态。不过，在这点上，我提出异议：若以此种态度，无论善恶，其实均无影无形，而这导致某种停滞。人家既不怎么信善，也不怎么信恶，它们最可能意味着，何为吾善吾恶，我觉得何为善恶。可以自相矛盾地说，印度智慧缺善乏恶，抑或对立重重，需要不二（Nirdvandva），需要摆脱对立、脱离万物。

印度人的目标并非至德，而是无争无斗的状态，他意欲摆脱本性，相应地也在冥想中进入无相和至虚的状态。我则想鲜活地观察自然、观省心中画面，既不想摆脱人，也不想摆脱自己，更不想脱离自然，因为这一切神奇莫名。自然、心灵与生命如神性绽放，夫复何求？于我而言，存在的至要仅在于存在，而非不存或不复存在。

对我来说，没有不惜代价的解脱，不可能摆脱不具有、不曾干或未经历之事。只有为可为之事、专心致志、全情投入，才可能真正解脱。若不闻不问，则多少可谓截去相应部分的心灵。当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自觉万难关心，而且有万般理由不能专心致志，但那就被迫承认“无能为力”，认为自己或许耽误要事，未完成任务。如此确知自己百无一用，弥补了疏于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