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是狄更斯晚年的力作，它的内容涉及既广，蕴蓄又深。笼统说来，狄更斯是以写法国大革命来反映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中各式各样的人和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狄更斯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看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症结，但他们的中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仅仅提倡积极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面对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和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风起云涌的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他们忧心忡忡，纷纷以自己的著述（政论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揭露和抨击种种社会弊端，旨在提醒人们，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迷惑，应该正视现实，积极从事改革；如果听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会奋起以更加残酷的暴力对加诸他们的剥削、压迫和苦难施行报复。卡莱尔和狄更斯则分别在《法兰西革命》和《双城记》中又添加了这样一句：看，法国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
《双城记》实际上是狄更斯继《巴纳比·鲁吉》之后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发表的又一部讽喻诗。无疑这是政治色彩很浓的书，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比他的其他小说更深更广。这部书也常遭批评家的贬斥和否定。有的说它歪曲历史，丑化贵族统治者；有的说它从另一方面歪曲历史，丑化革命群众；有的说它是庸俗的政治宣传文字；还有的认为它陈旧过时。面对鲜明突出的政治性思想内容，批评家各持一端，自然会出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盖皆人人政治立场各异，永远难得求同。
其实《双城记》绝非歪曲历史的作品。它虽然也像狄更斯的其他作品一样，人物多属虚构，篇幅大多被这些虚构人物在日常和平生活中的家居谋生、爱情婚姻、交友往来占据，但社会政治生活是其主要内容；即使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命运，也不同寻常地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交织。狄更斯着重写了三组矛盾：一组通过马奈特大夫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遭遇来表现；一组通过德发日太太父兄姐姐一家人的遭遇和她的复仇来表现；一组通过加斯帕孩子遭埃弗瑞蒙德杀害以及他的复仇死难来表现。这些故事从多种角度形象地反映了十七世纪法国贵族统治阶级对第三等级的平民大众在经济上、政治上、人身上、精神上的摧残。这些事实有史记载，并非狄更斯凭空杜撰，诸如断送马奈特大夫前半生的那一纸御赐空白捕票，就是无法抹杀的物证。狄更斯刻画的埃弗瑞蒙德侯爵是集文明与野蛮、温雅与凶残于一身的典型。为了以其文明高雅掩盖其野蛮凶残，他必然要随时装假，所以此人言谈虚伪，举止做作。这个人物首次出场，狄更斯在描述其外貌时，就曾点出他的脸好似一副面具，这正是作家的暗示。在涉及其他贵族的场合，狄更斯也从未忽略他们的高贵气派和良好教养。即使在肮脏凄惨的牢狱中，在押赴刑场的前夕，他们仍然从容镇定，不失风度。狄更斯不论是表现他们的野蛮凶残，还是表现他们的文明温雅，都并未有违历史与生活的真实，也未简单地做漫画化处理。
小说中与上层贵族统治阶级直接对立的，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区的居民和埃弗瑞蒙德侯爵府邸周围的农民。这两组下层社会的贫穷、饥饿、肮脏、愚昧，足以概括当时法国社会第三等级最底层大众的处境。《双城记》以相当章节，反复交代革命爆发的种种背景和条件，直接叙述了城乡劳动者在革命前默默无声的酝酿，跃跃欲试的反抗；详尽描绘了革命爆发时攻占巴士底狱和烧毁乡间府邸这两桩富有代表意义的事件，无疑是对这场革命首先做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