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进入正题了，我要赞美的是星爷的《剩下的都属于你》。与《拉斯维加斯情仇》和《在路上》一样，星爷这本书也是一本关于行走的小说。话说我还真是在路上读完的，阅读过程就是一次时光回溯之旅，随着星爷的叙述，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冒着被收容的危险，先是在若干不具名的内陆城市蹬着二八加重走了一遭，然后履足西藏把康巴汉子吓尿了裤子，最后一文不名地游历欧洲。豆瓣上有人说，“这是一部中国版的《在路上》”，我呸，你爱不爱听认不认可无所谓，我该怎么说怎么说，《剩下的都属于你》的文学价值比《在路上》强太多了，凯鲁亚克据说没换纸一口气敲出来的那一卷玩意儿，就是一离家出走煽动诱导教唆美国小青年长微博。行文苍白、思维混乱、叙事冗赘，顶多算是一幅五十年代美国青年写真集，如果以这本书来代表“垮掉的一代”之圣经，也太过轻佻了吧，跟芮成钢似的，瞎代表，您征求艾伦·金斯堡的意见了吗？虽然他不见得有意见。没跟他们混在一处的亨利·米勒随便拽出本书也比《在路上》够格。不过也没办法，谁让“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这词儿是凯鲁亚克最先攒出来的呢？
还有人说《在路上》是《剩下的都属于你》的精神源头，就更不挨边了——
“人们经常对我说‘适应’，我不知我应该‘适应’什么，再说‘适应’的大部分目的是改变，我觉得我生活得挺好，不用再‘适应’啦，如果我现在是猪我也懒得再变成人了……”
在凯鲁亚克的文字中，你找得到这种句子吗？这种反设置、反归类、反大同的句子你还可以从书里找到很多。在星爷的文字中，不断行走的“我”拥有加缪的默尔索的血统，每一粒红细胞都百无聊赖却又坚定无比地捍卫着随波逐流的权利，“对不起，我知道你多半是为我好，可是真的对不起，我不想像你希望的那样活，那样的我就他妈的不能成其为我了。”这就是我从书页中倾听到的声音。这是真，是纯粹，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赞美福克纳时我说：“随便把一个句号展开，悲悯就会倾泻出来。可你把博尔赫斯的书塞进榨汁机里，也搞不到几滴。”这句话照样可以拿来送给写下《剩下的都属于你》的星爷。
当你读到“我”和西庸后悔不迭地试图找回那个不仅不要嫖资，还贻金五十的妓女时；当你“目睹”“我”把那几个被拐骗的姑娘托付给警察、顺便还卷走了那笔“不拿白不拿”的脏钱时；当足足买了一年小圆面包却不敢对卖面包的洋妞吐露真情的西庸从古堡坠亡之时，你会触摸到真实到如**伤口般的人性，命如转蓬的悲悯，和人类置身宇宙洪荒般不可测世界之时的无助。
朱大可先生曾言及，徐星是中国“流氓叙事的先驱”，还认为《剩下的都属于你》影响了王小波的写作。王二墓木早拱，已无从验证，愿他安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徐星与王小波共同的师承。文风虽大有差异，但是对消解极权话语的力度与功用上，他俩确实高度相似。在从杭州回京的火车上，我忐忑了一路，唯恐不恭，却因为刚刚读罢了那本书，疑问在心里载浮载沉地蠕动，终于按捺不住问了出来，我说您可是受了塞利纳的影响？那时我刚读完《长夜行》，感觉《无主题变奏》的叙述方式、甚至连其中的韵律都很像——星爷，是这样吗？
他自然不会生我这后辈的气，他说是的。在我刚换上不开裆的裤子的年代，星爷就读了塞利纳的书。那种自由到再自由下去就会脱缰的叙述曾令他着迷，正如卡夫卡为马尔克斯打开了一扇门一样，法国人塞利纳为中国人徐星也打开了一扇门，光线瞬间如潮水般涌入，就此照亮了和平门烤鸭店那位又高又瘦、不好好扫地、还时不时偷茅台喝的清洁工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