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故事有所不同，这个是真实发生的故事。王小波曾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那么，巴别尔存活的年代已经不能用不理智来形容了，那干脆就是个非人的年代。
巴别尔的童年时代过得不算坏。在《敖德萨故事》中，他写到了自己的祖母，这位犹太老婆婆给孙子的教育遵循了犹太人的传统，《旧约》《塔木德》，学习希伯来语，灌输犹太律法，几乎是逼迫他读书。“学习，”巴别尔的祖母说，“发奋学习，你就可以获得一切，财富和荣誉。”大部分犹太儿童就是这么长大的，成人后的他们“通晓一切”，却唯独不能掌握自身命运，从沙俄到苏联，排犹这一恶魔始终在欧洲大陆逡巡，敖德萨当然也不能幸免。
厄运降临之前，巴别尔迷上了写作。与许多文学青年如出一辙，在步入文坛之前受了些小打击。退稿信之于作家，大抵相当于战士们痊愈的伤疤，属于未来可拿来炫耀的资本。不过在看不到未来之前，就是锥心刺骨的伤。编辑们拒绝刊发巴别尔的小说，并在一封退稿信中“好意”劝他，“不如去做个店铺的伙计”。用现在的话说，好在巴别尔有个大心脏，他没理会编辑的嘲讽，更没去店铺当伙计，而是继续写下去，直到他遇到一个叫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贵人。
该贵人另外有个名字叫高尔基。得到俄罗斯文坛大佬欣赏的巴别尔开始发表小说，却又因为这些小说差点儿被沙皇的文字审查官送进监狱。专制的确是文明的死敌。但沙皇的暴政机器毕竟没要他的命，要命的在后头。
到了苏联时代，巴别尔做了个在家人看来纯属找死的决定，参加了布琼尼率领的哥萨克骑兵军。须知不承认耶稣的犹太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哥萨克是死敌，而哥萨克最鄙视的，也正是他这种戴着眼镜的书呆子。巴别尔规避危险的方式是：换个俄罗斯人的名字，隐藏了犹太人的身份，又在哥萨克人凶悍、轻蔑的眼神下“踩死了波兰犹太人的一只鹅”，这个细节在他的小说中出现，令人高度怀疑这就是他的真实经历，否则他根本无法在哥萨克中生存，更别说让哥萨克把他视作自己人。
战争结束后，《骑兵军》随之诞生。这本书激怒了布琼尼。伟大的布琼尼元帅领导的骑兵军在巴别尔的笔下怎么可能如此残暴？话说布琼尼多少还算文明，除了向上峰举报，未擅动武力，而是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斥骂巴别尔歪曲、抹黑骑兵军，“巴别尔长期待在骑兵军的后院，他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这时巴别尔的恩师高尔基站了出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撰文驳斥，“为了熬汤，厨师不必自己坐到锅里去，托尔斯泰也没有参加过同拿破仑的战争”。跟文人打笔仗，一介武夫布琼尼显然不是对手，自觉势单力孤，便组织了一群“主旋律作家”写了一堆关于骑兵军的“正面报道”。然而时间最终羞辱了布琼尼，那些文字早已被历史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垃圾桶，巴别尔的著作却至今还在以各种文字被人类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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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次作协会议上，巴别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坚硬、最锐利的话，“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对于布琼尼的构陷，巴别尔也进行了反击，“斯大林知道他的肮脏才用他，斯大林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他说对了，领袖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更不喜欢敢说真话的人，于是死神被“组织上”派遣而至，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经历过酷刑、已“交代问题”的巴别尔被枪毙，死时的身份是“间谍、托派分子和恐怖分子”，埋葬地至今未知。此后解密的档案中记载了他的遗言，“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让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作家的请求当然不会得到许可。即使官方宣布的巴别尔死期都是假的，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这位不朽的作家莫名其妙地多“活”了一年多。
有个美国作家写了一本《最后的手稿》，虚拟了一个被授命销毁巴别尔遗作的文学教师帕维尔，这位老师冒着灭门的风险藏起并保护了巴别尔的遗作。然而真正的史实是，巴别尔的遗作尽数被焚毁，除了他已经出版的作品，后世读者再也无缘得见他最后的小说。
暴政机器销毁作家书稿眼都不会眨一下，正如猪也不会因为吞嚼了玫瑰花而心生负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