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证明我是同性恋！”
女孩一坐下来便单刀直入地提出需求，毫不扭捏。
她有张干净又剽悍的脸庞，语气跟她的脸廓一样锋利，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初中女生提出这样的需求。
坦白讲，这句话应该能显示出她是被谁要求过来的。毕竟要证明案主是同性恋一点都不困难，对其而言，他们不需要证明这件事，就像异性恋也不需要开证明。
难的反而是他们大多不想证明这件事。因此我遇到的情况有可能是：“能不能让我爱女人？我爸帮我订婚事了，就在三个月后。”最后一次疗程，男人抱着头哭了半个钟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时间走过， 我不敢去想他的未婚妻会面临什么处境，如果再有一个孩子，孩子的造化会如何转折。
也有可能是：“好吧，我承认我说的那个朋友就是我，但可以不要写进记录吗？这会影响升迁。”因为伴侣劈腿而吞药自杀的女主管， 被公司要求进行心理治疗。我们都知道她口中的朋友就是她自己，但这种心电感应无法给她实质的帮助，因为她是传统模具公司的第一位女主管，底下全都是等着拉她下马的男人。
又或者是：“她还能治得好吗？我想让她正常一点，喜欢男生。” 对面坐的不是理平头、染金发的女孩，就是用粉底盖住痘疤的男孩，他们都向往同一件事，就是互换身体。他们都娴熟于同一句开场白，就是“我妈什么都不懂啦”。看着焦心的家长，我已经很习惯他们的要求， 也有预感这句话会出现在今天的场景中。
以上这些变换为文字的故事，都是在做同一件事：“移除”或“隐蔽”喜欢同性的事实。前者基本不可能，后者只能出现在文书作业上， 于是反其道而行，主动要求“曝光”的案例就显得耐人寻味了。
那是 4 月时节，寒假才刚结束，学校准备换季，一想到这件事， 我便突然明白女孩愿意在医疗场所公然“出柜”的原因。
“我不想再穿裙子了，但教官说要拿到医院的证明才能算数， 证明我是同性恋。”
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个词，已于 1973 年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除名，也就是说，同性恋已不再被精神医学界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接下来的几个版本中，与同性恋相关的诊断是“性别认同障碍”（GenderIdentityDisorder，简称 GID），最新版则改称为“性别不安”（GenderDysphoria）。但这并不表示同性恋或其他跨性别诊断又再度借尸还魂，成了另一种病，而是指当一个人非常明确地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心理认定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不一致时，譬如性器官为女性，心里却认定自己是名男性时，所引发的“不安或困扰情绪”。因此，有问题的并不是“性别”议题，而是“情绪”议题。也就是说， 一旦当个人对自己的性别认同达成一致时（变性成功、法律认可、人际环境接受度提高等），诊断便不复存在。
因此，教官很显然画错重点了。在这个案例中，女孩其实没有明显的“性别认同”问题（她认定自己是个帅气的女性，所以不想变性）， 而仅是性倾向为同性（喜欢女生），因此即便她是同性恋，也不一定符合诊断。当然，这个孩子或许也有跨性别（女跨男的异性恋）的可能。但学校看起来不太在意，他们只是要她来申请一张通行证，因此，我决定轻轻带过性别认同议题，把重点放在她强烈拒绝女性装束，因为在穿着裙子的过程中，如果产生了“不安与困扰情绪”，持续下去可能会损及社交功能。
整个衡鉴的过程并不复杂，量表也是照着诊断准则书写的，流程顺完就大致完成了。但没想到，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一个钟头后，女孩一边低头传信息给女友，一边走出会谈室。妈妈拿着有点褪色的棕色皮包走进来，她是电子公司的会计，下午特地请假陪同。
“怎么样，她还能不能治得好？”妈妈一开口就是一股烟味。“嗯，跟妈妈报告一下，其实今天的目的不是治疗，而是确定她的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