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汉会的缘起，与维新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一批维新人士亡走东瀛。孙中山屡次主动前往拜访，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为拒绝。先此，1898年7、8月间，东亚同文会的井手三郎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中西正树、池谦让菊、神鞭知常等频繁往来，“商议联合各派力量”[1]，试图利用变法维新之机，加紧对华行动。因而孙康合作也一度为日本人关注支持。无奈康有为十分顽固，担心与反清人士交往，有损其忠臣形象，危及权力来源。早在政变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荐的毕永年，令毕觉得“殊可笑矣”[2]。到日本后，康有为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且不赞成保皇主张，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双方矛盾日趋尖锐。据说康因毕永年在某报播扬其阴谋，“益深切齿毕，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横滨一带地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3]双方可谓势不两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关系复杂化。唐虽有种族意识，但对康有为十分钦佩。戊戌后，他力主起兵勤王，并希望联合各派势力大举兴师，游说孙中山接受两党联合进行的建议。孙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4]唐才常得到这一允诺，邀梁启超同向康有为进言。尽管后者固执己见，联合努力一再受挫，孙中山却未就此放弃。他一面与唐才常订约合作，一面努力争取梁启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问题上并不以康有为的顽固立场为然，比较热衷于联合。1898年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这显然是指唐才常。同时，“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5]。这里则是指草堂系师徒。
谢缵泰从1896年起就与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有所接触，洽谈过联合与合作。无论从宗旨的分歧程度还是声望的高下着眼，康有为都宁肯接受杨衢云而避开孙中山。在谢缵泰的劝说下，他表示赞同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等与兴中会的交往明显增多。尽管在组织合并方面仍存在诸多分歧，但双方关系日渐紧密。湖南维新派与兴中会的成功合作，对于梁启超无疑有所触动。而孙、梁关系的发展，又对唐才常、毕永年的交往产生影响。
唐、毕二人的宗旨立场明显有别，因此杨衢云称前者为湖南维新派，而后者为湖南革命党。[6]但两人都是谭嗣同的旧交挚友，政变后一勤王一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要为谭烈士复仇还愿，实现其未竟夙志。同时，他们彼此也堪称生死之交。政变前夕，毕永年请康有为急催唐才常入京，与自己同担捕杀西太后的重任。仅此一事，可见两人肝胆相照的互信程度。毕虽与康有为反目成仇，对唐才常却深信不疑。而唐为实现大举计划，既要借重康有为的声望资财，又要依靠毕永年的会党武装，同时还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开明士绅等各种政治派别沟通合作。1898年11月，毕永年与平山周抵达上海后，得知唐才常与康有为保持联系，颇为不满，但并未因此产生戒心。次年10月他赴港前羁留上海，当与唐才常接洽，甚至可能就住在唐的寓所。兴汉会成立后，宫崎、陈少白赴日途经上海，曾登岸拜访唐于其寓所，并将史坚如托付给他，请其设法引至湖北。所以，毕永年联络湘鄂会党成功的消息，唐早应获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