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怎样看待读书人，是判断他与国内知识界的关系首先应当澄清的问题。不少人根据朱和中的《欧洲同盟会纪实》，认为直到1904年年底，孙中山仍对读书人抱着轻视的态度。朱和中的回忆说：“总理问我辈主张革命，其进行方法如何。我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为言。总理不以为然，谓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双方反复争论三日夜，最后朱和中表示：“革命党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必大多数知识分子均能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终于使孙中山改变了态度。但事隔不久，孙中山因盟书被窃，又迁怒于全体留欧学生，说：“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1]照此看来，孙中山对读书人是疑忌重重，不予重视。事实果真如此，在此之前孙中山当然不会主动争取知识界，也就不可能从积极意义上考虑双方的关系了。
但是，参照其他资料，朱和中的回忆似不足以全面反映孙中山对知识界的态度。首先，孙中山自己就是一位读书人，在檀香山、香港等地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又努力学习中国文史，一生酷爱书籍。在其早期的几篇著述中，已经把教育和读书人与国家的兴衰存亡直接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中国“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因而“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主张广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他批评时人徒羡欧美诸国多善政，强调泰西国强民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多士人”[2]。这种认识后来体现到兴中会的组织原则中去。该会章程规定：本会干部必须是“品学兼优，才能通达者”[3]。其领导者和骨干主要是知识人。像杨衢云等人的辅仁文社，本来就是一个新学人士的组织。特别是史坚如这样出身正途的少年英俊投身革命，令日本人士群相推重，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他与朱和中等人争论时，即“列述史坚如、陆皓东诸人之学问以证之”。
其次，孙中山很早就把联络知识界作为兴中会的组织方针。该会成立之初，便主张“联结四方贤才志士”[4]，还主动提出与维新派合作，共谋大业。广州起义前，孙中山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声称将以康有为、吴瀚涛、曾广铨等人为统领，[5]至少有借重其声名之意。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从1898年起，与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建立联系，促使其中不少人成为反清革命者。他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认为：“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6]1900年尤列到日本，和孙中山“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7]。此后孙中山努力贯彻这一方针。1902年，他以“中国士大夫尚无组织”，邀集李书城、程家柽、冯自由等人开会于东京竹枝园饭店，要求他们分别对本省学生进行发动联络，并称这次聚会为“中国开天大会”[8]。这说明孙中山非但没有轻视读书人，相反清醒地认识到新知识群体在近代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而重视开通士人，又表明其致力的事业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