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教育会组织上是由拒俄义勇队、学生军演变扩大而来，精神上则是甲午战后中外矛盾不断激化，新知识群救亡振兴热情不断高涨的产物。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传统士绅发生重大变动，从中分离出一个新的群体，它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受西学东渐影响较深的开明士绅，一是国内外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面对日益严重的亡国危机和变法自救的失败教训，目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救亡振兴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从明治维新思想家那里改头换面搬来的“军国民主义”。
“军国民主义”的概念，由日本倒幕思想家的军国观与梁启超倡导的国民观相融和演化而来。[1]1901年11月，林獬、林长民等杭州日文学堂学生主办的《译林》杂志，从第9期起连载长篇译文《军国论》，文章以欧洲近代战争为例，分析指出，战争胜负决定于综合国力，近代国家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全民皆兵。次年2月，蔡锷（署名奋翮生）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开始发表长篇连载《军国民篇》，详尽论述了在中国提出军国民主义的原因和意义。他说：
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一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此奋发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文字之力，不亦大且速哉！昔中国罹麻木不仁之病，群医投以剧药，朽骨枯肉，乃获再苏，四肢五内之知觉力，逐日增加。然元气凋零，体血焦涸，力不支躯。……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所谓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其渊源是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全权公民军事制度和近代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它要求社会和国民生活军事化，以对内镇压被统治者，对外争夺区域霸权。所以中国的倡导者说：“帝国主义实由军国民主义胎化而出者也。”[2]“故军国民者，实民族帝国主义之根萌也。”[3]这本是应予否定的东西。但是，正如《天演论》一样，在西方已趋反动的社会理论，一经搬到中国，就有了崭新的意义，成为激励人们昂然奋进的强心剂。
军国民主义的具体要求为：第一，社会成员按军事编制进行组织，“盖国家之兴废盛衰，直接于个人之安危休戚，兹理之触接于脑也，惟军人为尤易而显。然则社会而以军人之精神组织之乎，奚患其不爱国也，奚患其无公德也”[4]。第二，对全体国民实施军事教育和训练，以期“基础既坚，体质既固，虽使千锋万刃，何间而可得而闯入乎？”[5]也就是说，对于国家要以军事组织统一国民意志与行动，消除一盘散沙的状况；对于每个国民则要强健体魄，学习掌握军事知识与技能，洗刷东亚病夫的形象，从而使国强民健，挽救民族危机，进而崛起于东方，争得民族平等地位。由此可见，军国民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对列强霸道强权的爱国思想，而不是一个革命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