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派进行暗杀的目的，先是促成光绪复辟，继而作为勤王辅助，其中不免夹杂个人的复仇情绪和冒险取胜的侥幸心理。后来康有为企图建立和保持正人君子的形象，强调以德服人的精神感召力，千方百计地隐晦当年的种种密谋。金梁“尝以兵劫颐和园事问康南海，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借危词以邀权势耳。’”[1]保皇会庚子勤王运动的重心在两广，汉口自立军不过是偏师，康有为却故意抬高汉口为正军，掩饰其在两广结纳江湖豪强，“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2]的事实，以推卸办事无能的责任，维系“决不惊动故乡”[3]的谎言，将“惊粤”罪责推给兴中会。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暗杀活动更加讳莫如深。在1924年年初所撰《唐烈士才常墓志铭》中，他特意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先是，林圭网罗侠客，有四人已登督署屋瓦。吾电止之，谓吾党欲效日本义士之胁萨摩、长门侯，借其力勤王，宜大义于天下，非欲除之，严戒勿行。[4]
林圭是否有此部署行动，不见于其他有关资料。而避居新加坡的康有为，由于港澳总局沟通不畅，连两广的情况也往往无从揣测，更难顾及汉口；况且远在千里之外，当时再现代化的通信工具也不能阻止已登屋瓦的刺客下手。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非但不反对暗杀，还以此为重要手段。在保皇会为勤王运动所制《办事军情暗码补》中，赫然写有“着△△人行刺△△人”[5]一条。24年后康有为欲盖弥彰的障眼法，恰好表明他有意掩盖历史真相另有目的。
康有为有谋无勇，缺乏胆实，很不适应相互仇杀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亡走香港，去向未定之际，一听说李盛铎取代黄遵宪任驻日公使，立即敏感到“这是事先估计我将去日本而采取的行动，他们的本意实际上是要杀害我”。因而不敢前往日本。担任救援的宫崎寅藏斥责“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这儿，终生无所作为”[6]。指学生而骂先生，才使康有为下定决心。勤王运动中，素来敬仰康为人的加拿大华侨函责其“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7]。邱菽园更以“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8]而断然与之绝交。
保皇会的暗杀行动成效甚微，没有对清政府产生多大的震慑力，而由此造成的双方剑拔弩张反倒令康有为本人杯弓蛇影。为了防范清廷加害于己，除梁铁君外，他又从华侨派归的精壮中挑选卫士，并对弟子们将卫士名额定为一人大为不满。[9]在新加坡等地，还要求殖民当局派兵保护。有时竟疑及同道。1900年六七月间，因为前此孙中山确实参与刘学询的除康密谋，而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之前又在广州与刘学询密谈，使得康有为疑心大起，将奉孙中山之命前来接洽合作事宜的宫崎寅藏等人指为清廷刺客，耸动殖民当局将其逮捕下狱，导致孙、康最终决裂。1906年梁铁君北京密谋失手，康有为也怀疑是孙中山一派的构陷。[10]政坛角逐诚非坐而论道可比，但品格也有高下之分。相比之下，康有为往往以小人之心度人，种种文过饰非，嫁祸栽赃的言行，足以显示当他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中心时，恰恰缺乏光明正大的“圣人”品格。
庚子以后，康有为逆流而动，坚决反对革命，倒是真的成为热血青年的行刺对象。1903年6月1日，《苏报》在由爱国学社青年接办后改良出刊的第1号上，便刊登论说《康有为》，公开透露这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