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自高身价，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茂盛招诱群豪。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万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1]。梁启超对其“常作大言”，吹嘘“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徒使人见轻耳”，劝以“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2]。
但梁启超自己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厉也”[3]。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谎报。如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应对梁启超关于粤事的询问，而当时徐勤尚未返港，陈士廉则滞留北京，“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实未有人也”[4]。后来徐勤三次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从康有为的两次复函看，广东方面连最起码的购械运货之事“尚全无布置”[5]，的确“去事尚远”[6]。
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也令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江湖豪强的贪欲心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利害与祖国安危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这种“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7]的局面，令保皇会势成骑虎。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8]5月以前，华侨对勤王运动进展迟缓已有怨言，保皇会解释道：“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9]趁机要求华侨罗致人才，募集巨款。
6月以后，中外交战，华侨更加迫不及待，“连日仰光、吉冷、暹罗、澳美信电交至，责望起兵勤王”。新加坡华侨捐款最多，期望最殷，“徐、力、黄、林急如星火，抚髀拍掌催促”。“谓经营两年，糜十余万金，而至今大急之变，不能补救，并不能起。又言：若我今不起，外国代我立主，则与外国为难，更不能起矣。其言甚怒，于办事诸人皆有微词。”林文庆“至谓用弓矢亦可”[10]。一贯明达的邱菽园也“口口皆叹太失机、太持重也”。甚至怀疑其“多费而无成也”，脱口说出“恐再要十万尚未能起”这样“极难闻”的责语，并将已拨出的五万元扣下两万。
康有为担心再不举事，华侨“或疑我等浪费干没”，“人心渐散，哗谤大起”。但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为了摆脱窘境，他一面谎称广西容县会党暴动是保皇会举事，“但不令打勤旗，今已电令改插勤旗”，搪塞一时，哄骗邱菽园汇出余款，一面指示各路人马“总以速为主”，“不妨冒险”。“故在西起，虽败犹胜，以可得人心，又可筹饷也。”[11]“若能起，岛更高兴，尚可多出，则外埠踊跃，源源而来。”[12]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勤王大业，开始蜕变为招财进宝的障眼戏法。唐才常“徒以保皇会内外各人迫逼而举事，其时亦极多攻者，若不死亦见疑耳，今死后乃多称之”[13]。事后保皇会承认：“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14]两广更加准备不足，连孤注一掷的本钱也没有，只能徒叹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