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界定模糊的概念，同时又是很难弃置的概念。严格说来，中国是文化集合体，汉族与中华民族，都是靠独树一帜的文化来凝聚和维系的。如果说文化是中国的灵魂，那么知识人便是传导灵魂于肌体的神经。从士子童生到新学师生，知识人扮演的角色都是文化载体，在将文化内化为主体意识的同时，使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中国得以聚合、延续、繁衍。古语云：国不可一日无君。其实中国历史上无君或名存实亡的时候不少，而国魂不灭，国体犹存，原因在于有一个由大大小小的士人组成的群体联结地方与中央，认同乡土与道统，维系传统与未来。就此而论，中国实在是不可一日无知（知识人）。
令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大惑不解的问题之一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小传统千姿百态，根深蒂固，国家政权又相对简小，对社会控制也不严密的中国，何以能够经历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而凝聚愈紧，久不衰竭。而世界历史上单靠强权控制社会的大帝国，生命力鲜有持久者。纵览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人对于国家、民族、政府、地域的见解及其合群结社活动，可以悟出几分道理。近代人认为，亡国并不可怕，只要知识者的人心不死，国魂尚存，终有复苏振兴的一日。哀莫大于心死，国殇即是知识人心死的祭日，那时中国文化将变成化石。中国知识人的使命的确任重道远，特别是在时代纪元新旧交替之际，他们如何在自我脱胎换骨的同时令民族重现生机，其心路历程值得深入探索。
然而，由于界定的含混，泛泛而论，未免失之空洞。中国近代新知识群主要由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以及接受西学的开明士绅三部分人组成，我的上一部习作即以晚清国内学堂学生为对象，这一部则以世纪之交的留日学生与新学之士为主，围绕他们的结社活动来探测其群体意识的形成及其如何活化国魂，维系国体。
对近代新知识群的分类定性，容易受时政与教条的影响而简单化。深入史实，发觉戊戌之际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摩擦冲突，不能完全纳入洋务与维新矛盾的框架，而从维新到革命之间，并非只有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后来也不单演化为共和与立宪的分歧。许多当事人都提到过那时趋新势力包含若干政见利益渊源千差万别的派系，其中多数人既不归附保皇，也未加入革命。夏曾佑称之为革政派。他们大都是受过不同程度西学熏陶的开明士绅，面对甲午战后“大局日非，伏莽将起”的严峻形势，感到“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他们担心国家陷入内乱外祸，一般不肯轻易诉诸极端形式。但如果朝廷官府一意孤行，弃黎民百姓于不顾，那么无论他们的思想学术多么正统，出身仕途多么纯正，都会暗中联合江湖草莽，断然实行暴力变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曲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矣。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1]总之，只要能救国，不排除任何方式。
在此宗旨和策略原则下，他们与各种反清离异势力广结善缘，尝试使用各种方式，只是在排满一点上，觉得没有必要。套用改良或保皇的政治框架，很难涵盖其灵活多变的策略方针与广泛复杂的社会联系。如果要找一个共同基点，那么必定是由传统士人天下己任的抱负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民主体意识交织而成。这种情况到1905年后依然存在，革命与立宪的对立，不能完整地表达新知识群错综复杂的政见分歧与派系关系。深入一层将甲午至乙巳间新知识界的变化发展从人脉上循序厘清，更能具体把握前后的联系与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