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四年来，我在不同的刊物上曾发表过几篇文章，这里把它们汇编成册，奉献给读者。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也是十分实际的理由，是其中有些文章已不易找到了。其次，这些文章尽管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但它们都包含着一个思想，把它们汇集起来，这个思想就会显得更加突出。最后，我把这些文章按其本来面目保留下来，作为反映某一段历史的文献资料。
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在某个特定场合下诞生的。有的是对一部著作的研究；有的是对批评或反对意见的答复；有的是对一部戏剧的分析，如此等等。它们都标有出版的日期，印着诞生时留下的胎记，即使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我也决定不去改动了。我删掉了一些过分涉及个人的论战性段落。少数语句、注释和章节过去为了免得刺激某些抱偏见者的感情，或者为了使论述不致过于冗长而不得不割爱，这次我都补了上去。此外，我还订正了一些引文出处。
这些文章虽然每篇都是在特定场合下诞生的，但它们又是同一个时代和同一段历史的产物。它们是一种特殊经历的特殊见证。与我同龄的、力图按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的哲学家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历史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中去，而为了从中脱身，我们就必须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从人民阵线和西班牙战争起，历史就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吸引住了，而在真正的世界大战期间，它又使我们受到了事实的严酷教育。历史打破了我们的平静生活，并把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改造成为一些懂得有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目标存在的成年人。我们从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明显事实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并加入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共产党。
战争突然结束了，我们立即投入到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去。我们因此体验到了我们的选择的含义，并承受了由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
我们今天回忆起这段时间，在政治方面那就是大罢工、群众示威、斯德哥尔摩宣言和和平运动。那时，抵抗运动唤起的巨大希望濒于破灭，千百万人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力求使“冷战”不致恶化成为战争的灾难。在哲学方面，那就是全副武装的知识分子如同围猎野兽一样地到处追逐错误，我们的哲学家不研究任何哲学，并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对于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总之对于整个世界，我们统统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个“一刀切”。用一句挖苦的话来概括，那时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
这个“极左”公式本是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口号，而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却为了使当时因李森科的“生物学”而陷入不妙处境的马克思主义免受资产阶级的狂暴攻击，又把它重新提了出来。口号提出了以后，就成了一切的主宰。我们当时所有的哲学家，在这条专横路线统治下，只能或者人云亦云，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盲目信仰，或者被迫信仰，再不然就是尴尬地装聋作哑，绝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这种狂热是在斯大林那套独断专横的统治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影响下形成的。说来奇怪，它却偏偏要由斯大林的干预才从疯狂转向一点理智。斯大林在一本小册子里斥责了有些人力图把语言说成是上层建筑的狂热。我们开始看到，使用阶级标准绝不是毫无边际的。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人们却要我们把科学当作一般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退却，而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下，必须从复习基本知识开始。
我是以我自己的名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写这些话的；我研究过去，正是为了说明现在和认识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