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会有人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样拴在一起的分析方法太抽象。因为它把一段极长的时期当作一个单独的整体，忽视了其中对于工人运动整个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化。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上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这正如哲学在中世纪没有变化一样，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在那时，哲学终结了，这影响到整个德国资产阶级，同样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无产阶级。然而，对于185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哲学的关系的整个历史，如果不满足于只是追寻这一过程的非常一般的轮廓的话，自然不得不弄清楚这一时期其他一些主要区别。在这方面，我的著作的确遗留了大量的问题。不过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提出这些问题。例如，恩格斯1888年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结尾著名的一节中谈到，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当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又一次积极地开始相互作用时，这可能未被视为接近第三时期的第一个标志。因为恩格斯本人在他的导言中就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甚至在德国的一种复活”——虽然这首先只涉及修正主义的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理论描述成一种“反哲学”，尽管它实质上仍是属于哲学的。有必要对1850—1890年这40年做一个回顾性的分析，看看这种“反哲学”后来怎样朝着两个独立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科学”成了“实证的”，并且逐渐地完全脱离哲学。另一方面，一种哲学的发展在与前者的表面冲突中出现了，但实际上它是对前者的补充。这最先见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里，然后是更晚些时候在他们的最好的门徒——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它的理论特征或许可以规定为一种向黑格尔哲学的复归，而不只是向19世纪40年代狂飙与突进运动时期黑格尔左派的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反哲学”的复归。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理论的这种哲学倾向不止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一书对哲学改变了的态度中看得出来，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也有一定的暗示：这方面的明显迹象已经表现在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恩格斯的自然科学专题甚至有更明显的结论：这可以从他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看到。既然如此，人们就只能承认，随着第二国际的诞生，就“德国的工人运动”“吸取”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包括它的哲学方面而言，它的确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