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仅仅记住许多政治行动是由于具有组织特征的内部需要而采取的，还是不够。也就是说，这些行动是和赋予一个党、一个集团、一个社会以融贯一致性的需要相联系的。以天主教会的历史为例，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要为教会内的每一次意识形态斗争到结构中去寻找一个直接的原初解释，那人们真是太疏忽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的虚构小说才得以产生。相反地，这些争论绝大部分都和宗派的和组织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在罗马和拜占庭之间关于圣灵的源出问题的争论中[36]，如果为那种认为圣灵只是出自圣父的主张到东欧的基础中去寻找，而为那种认为圣灵既出自圣父也出自圣子的主张到西欧的基础中去寻找依据，那显然是可笑的。两个教会其存在和冲突取决于基础和整个历史，它们提出了双方差别和每一方的内部一致的原则的问题，但却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两个教会中的任何一方的主张在事实上可能正是被另一方所主张的东西。分裂和冲突的原则会完全一样地得到赞同，而构成历史问题的，正是分裂和冲突的这个问题，而不是被这一方或那一方偶然举起的旗帜。
刊载在《劳动问题》杂志上意识形态系列故事的作者（他一定说是臭名昭著的费朗斯·惠斯），在题为《俄国的倾销政策及其历史意义》的滑稽的奇谈怪论中，所谈的正是早期基督教时代的这些争论。他声称，这些争论和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联系在一起，而如果我们没有成功地辨认出这种直接的联系，那要么是因为这些事实离我们已很遥远，要么是因为某种其他的智力上的软弱性。这是一个方便的说法，但在科学上却毫无价值。事实上，每一个现实的历史阶段都在其后继的阶段里留下印迹，这些印迹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证明其存在的最好的档案。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种在时间上的统一，通过这种统一，现在包含有整个过去，而过去的“本质”部分则在现在得以实现——而且没有任何代表“本质上”“不可认识的东西”的残余。而遗失的部分，即在历史过程中没有被辩证地承传下来的东西，其本身就没有意义。它是偶然的和偶发的“渣滓”，是编年史记录而不是历史。归根结底，它是一种肤浅的、可以遗忘的插曲。
十、道德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我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的科学基础要在“社会永远不给自己提出解决它们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任务”[37]这一论断里去寻找。在存在着这些条件的地方，“任务的解决变成‘责任’，而‘意志’则变成‘自由’”[38]。这样，道德就会变成在某种意义上旨在达到某种目的意志的自由所必需的条件，以及证明这些条件的存在的研究。这也不应该是各种目的的等级制问题，而是要达到的目的的层次问题——假定人们要使之“道德化”的东西，并不是为每一个个人所单独持有，而是为由各个个人所组成的整个社会所持有的。
十一、规律性和必然性
